□ 雷 磊

    南京市民刘先生捡到一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一分钱也没有，不过有失主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为表清白，刘先生请来4位市民作证，证明他捡到钱包时，里面就没有钱，然后打了110报警。民警请刘先生留下联系电话以备失主感谢，刘先生一口拒绝：“万一遇到不讲理的失主，那就麻烦了。”（《扬子晚报》1月4日）

    联想到前段时间，拾金不昧反而吃了官司的江苏淮安卖豆饼老太，扶起孕妇反被诬陷为撞人的南京市民郑先生，以及已经成为“传说”的彭宇。对于这些悲情好人来说，显然刘先生已经相当“老练”，在捡钱包的同时，找到4个人“一同打开钱包”，以防止将来“说不清楚”。

    看到此处，不由得惊呼做好人远非“良心使然”那么简单，有时候“两眼一抹黑”的善良，还容易把自己送到被告席上。现实的教益是，做好事有风险，入行需谨慎。

    捡到一个钱包，就可以引发如此“深远”的思考，可见做好事已不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式的单纯，而是一个涵盖哲学、社会学、法学等方面的交叉课题。形势发展到今天，行善已然有了门槛，这种门槛包括经验与知识，还有稳定的心理素质。如此行善，既有内心之美，发乎于善心的热；更多的则是现实的冷，一种刺痛之冷。

    可以说，够得上这种门槛的“高尚者”，估计是凤毛麟角。更多人的想法，则是绕过那些可以援手的事情，避免难以预料的麻烦。长此以往，行善之人日少，冷眼旁观者日多，人们规避善行带来不利后果的同时，也将行善剔出了自己的日程表。刘先生之所以成了新闻主角，一则是由于他“卓有远见”的行善，再则还在于他认识到“严重后果”后的不改初衷。

    行善要有知识门槛，要有异乎常人的心理素质，得遵循“利人不损己”的最佳范式，归结到一点，行善太累了，可以说是身心俱疲。那么，是什么把做好事的人逼到了这个份上呢？

    大家都知道雷锋的事迹，其最为人所称道的一点就是“做好事不留名”。悄悄地做了，然后离开，这样的模式让人看到了热心、淡泊的感人力量。而现在，或许行善者已经不敢奢求“助人为乐”的美誉，他们更在乎如何保全自己，能否“不留名”悄悄走开。或者更进一步说，做好事的人有没有沉默的权利？

    做了好事，保持沉默，可以潇洒地走开，可以不再面对怀疑的目光，成本降下来了，于是行善者才会身心轻松地走在做好事的阳光大道上。但我们看到的却是，行善常被认作“沽名钓誉”；助人的彭宇，拾钱的豆饼老太，扶起孕妇的郑先生，最后都成被告，挣扎不已。这一切，都源于行善者丧失了沉默的权利，需要自己寻找证据以示清白。

    怀疑是简单的，洗清“泼在身上的污渍”却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情。在这些案件中，失主和旁观者都非常轻松，而行善者却被抵到了墙角。最关键的是，负有举证责任的控告者或者执法机关却在怀疑的过程中超脱了，行善者还不得不自己救济自己。这种举证责任颠倒，才是豆饼老太拾金不昧反成被告时的委屈，她没有沉默的权利。

    所以，刘先生之举不过是无奈下的生存智慧。如果行善者没有沉默权，“彭宇式困境”就会是一幕常演不衰的“道德法律剧”，而社会的爱心也将在冷漠中消散。因为，这已经不是那个“做好事不留名”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