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孙恒

    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保护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者的权益，皆是意识到面对复杂的现实，明确权责关系、厘清权利边界，比单纯的道德呼吁更有力、更有效。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5名大学生拍照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律师称，照片录像查证属实，可作认定见义勇为证据。有专家认为，拍照再扶行为，背后反映的是社会诚信焦虑，道德制度的缺失。家属表示：“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再去救别人，完全可以理解。”（1月23日《新京报》）

    在理想的社会图景中，行善的确不该有“大学生录像后扶人”的种种顾虑，因为当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良善都不能有效彰显，基本的社会信任都成为稀缺之物，陌生人之间流露更多的是警惕与提防，每个人在公共生活中势必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每个人都会是受害者。

    但基于当下社会的现实语境，从个案来分析，“大学生录像后扶人”亦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也算是见义智为。正如其中一位大学生所说：“我们是学生，出门在外，需要小心防范一下，因为这几年新闻报道的‘碰瓷’事件也是蛮多的。”而当事家属亦坦言：“……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现在公民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人道德底线崩塌，就应该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再去救别人。”

    要知道如今之所以皆大欢喜，不仅在于5位大学生的见义智为，同时也与当事人及其家属予以积极的反馈有关。反之，如果又来一出“扶人反被讹”的戏码，或者出现类似于前不久济南发生的反转的扶老人被讹事件——老人确实被撞，并没有讹人，只是因为车重及刮擦的程度属于无感知刮擦，化学成分鉴定也是发生了轻微刮擦，当事张先生自己不知道而已。

    而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届时只会是一笔糊涂账，哪怕真相最终得以澄清，救助者的热心多少会受到伤害，同时也难免进一步挫伤社会信任，强化人们对类似事件的刻板印象，进而让“扶不扶人”的道德命题越来越走进死胡同，愈发难以进行有效纾解。

    因此可以说，“大学生录像后扶人”虽然与理想中的道德图景有出入，但它直面现实的复杂且予以有效化解，同样实现社会共赢。事实上，近年来不管是“见义勇为”被“见义智为”所替代，社会舆论一致认为见义要“勇为”更要“智为”才能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还是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保护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者的权益，甚至不惜予以一定的实物奖励，皆是意识到面对复杂的现实，明确权责关系、厘清权利边界，比单纯的道德呼吁更有力、更有效。

    就此而言，“大学生录像后扶人”甚至可以成为当下扶人的常规操作。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不少救人反被讹的事件，其实已是典型的法律事件，所以很多时候都不能只用道德思维来审视，更应该用法律和法理来捍卫道德和良知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