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儒

    1963年，我高中毕业。本来是可以去高考的独木桥上挤一下的，但父亲却要我回乡参加劳动。他的决定有一定道理，那时我家兄妹六个和父母共八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劳力，累死累活劳动一年，也无法保障全家的口粮，父亲借遍亲友，债台高筑。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腰身，作为长子的我，怎忍心只顾自己远走高飞？领了毕业证，在同学们紧张的复习迎考热潮中，我闷闷不乐地背起被褥，回到了生养我的小山村。

    我是不甘心在农村参加农耕的。当过乡长的舅舅建议我去参加工作，说是挣点钱可以解困。那时候，银行、商业、教育等部门经常招收工作人员，但必须有在职人员的推荐。于是，我去找在县委工作的表哥。谁知表哥断然否定了我的想法，他说，听说你学习还不错，连高考都不去试一下，这多可惜。他让我去参加高考，如果名落孙山，推荐工作的事包在他身上。

    从表哥那里回来，我坚定了参加高考的信心。语文、外语、政治是不用复习的，主要是数、理、化需再复习几遍。白天，我和父亲一起出工；晚上，我挑灯夜战，从没在晚上12点以前睡过。所以，每天早上出工，都是在父亲的呼唤声中艰难地爬起来。那时除了复习课程，我也如饥似渴地读其他书报。我利用为县广播站写稿得到的微薄稿费，订了《延河》《新港》两份杂志和《陕西农民报》（今《陕西农村报》的前身）。

    阅读报刊，延续了我擅长的文科，我把较多的功夫花在了理科上。谁知我的挑灯夜战不久就继续不下去了。我每天晚上点的是一个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一两个晚上就熬完一灯油。虽然煤油只几毛钱一斤，但对父亲来说，那也是够昂贵的了。所以，每晚父亲总是多次催我熄灯睡觉。无奈之下，我每天晚上去村小学“借光”。村小有两名教师，一名民办教师每晚回家，只剩一位安姓公办教师住校。安老师一人孤单，欢迎我去陪伴他。于是，我每天晚饭后就夹着书本去村小。村小老师宿舍有一个大方桌，晚上点的是有玻璃罩的煤油灯。安老师在一边备课、批改学生作业，我在一边埋头苦读。就这样，我的读书复习才没有中断。

    离高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玉米、高粱等秋田已经半人高了，为了防止野猪、獾之类动物对秋田的危害，生产队每天派人轮流去看秋。我找到队长，提出每天只给我记8分工，让我固定地去看秋，以便集中复习功课。队长在社员会上提出此事让大家发表意见，没想到乡亲们一致同意，并依然按全劳每天记10分工。至今我清楚地记得陈二哥当时所说的话：“让娃去看秋，同时把课复习好。能考上大学，也是咱村的荣誉。解放十几年了，咱村还没有出过大学生，我看这娃最有希望成为一名大学生。”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难以自已。我缓缓地弯下腰，恭恭敬敬地向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1964年，我和三位上年落榜的同学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了高考。一个多月后，我接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我们村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名大学生。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先是教了十几年高中语文，后来又从事了近二十年的教育宣传工作。三十多年里，我没有改变喜欢写作的爱好，坚持业余写作，发表了千余篇散文、小说、随笔、杂文等作品，加入了省市作家协会，成为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理事，陕西现代文学学会理事，评得了新闻系统的高级职称。我退休前，出版了《校园的馈赠》《心窗幽泉》两本散文集，退休后又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和一本杂文集。

    如今，我已年逾七旬，依然保持着阅读的嗜好，自费订有两报一刊。我也坚持随意写作，每月撰写三四篇文章，并不时有文章见诸于省内外报刊。所以，我从无寂寞空虚之感，总觉得生活充实快乐，舒坦惬意。

    （作者原工作单位：陕西教育报刊社，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