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正铭

    前不久的一个下午，一个电话让我从昆明直飞成都，在成都的四川省人民医院，我见到了生病的大哥，深感健康的重要。

    让我吃惊的是，第二天病房里出现了一个我在成都工作的学生，《中国输血杂志》的吉昌辉。我在哥哥病重时，希望他帮忙在成都找找好的医生，然而不经意透露了我要到成都的消息。看到我，他很是高兴，我油然想起了在山区乡村中学教书的那一段往事。

    41年前的1978年，我以初中的学历参加了高考，竟被重庆一所师范学校录取了。毕业时，我却被分配到当地最偏远的山区教书。要知道，在这之前我就是城里的一位正式教师，为了多学一点知识才放弃工作来到了师范学校读书的，没想却被安排到了天寒地冻的大山里。那时候，愤懑、自暴自弃占据了我整个心灵。

    而改变我这一心态的是我的一个学生。某天上晚自习，有一个学生在打铃半个小时后才出现在教室门口。上了读报课，我正准备“收拾”他时，见着他手里举着一个山里常见的大火把，才知道原来那天他19岁的姐姐去生产队加工房打玉米，一不小心，长头发被绞到了皮带里。加工房的师傅出去抽烟去了，姑娘硬是被高速运转的机器撕掉了头皮。尽管连夜送去了医院，姑娘还是走了。那时山村没有电话，这个叫王德伦的学生可是打着火把，走了15里山路来学校专门跟我请假，之后他还要回家帮着处理姐姐的后事。

    不得不承认，是大山里学生的纯真与朴实教育了我，让我明白作为一个山区教师真的应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于是我关心起每一个学生的成长。眼前的吉昌辉，曾经也是山村学生的一员。当年我见他常常赤脚上学，便花3元钱给他买了一双草绿色的解放鞋。同时，为了帮助班上的学生更好地学习，我也曾翻山越岭到另一所学校，为学生找来复习资料誊抄；在寒冷的冬天，经常通宵达旦地为学生批阅试卷，第二天鼻孔都给煤油灯的烟尘熏黑了。令人欣喜的是，那一年好几个学生考上了昆明和郑州的中专学校，我也获得了县里首届优秀班主任称号。

    这段山区教师经历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之后我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想到我的那些学生，想到他们在课堂上专注地看着我的目光，这也激励着我不能忘记肩上的责任。40年来，我也没有放弃对教育事业的追求，在后来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中，我从重庆移居来到了昆明，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也担任过学校校长。来昆明的8年时间里，我在的这所学校从300多学生，发展到现在的2000多学生，让我见证了如今国家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由衷感慨当年山区学生的不易。

    回首岁月，忆从前，感谢这段时光，感谢那些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