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旗

    劳动课，与语文、数学诸学科并列，排在中小学课程表上，始自于1958年。

    此前一年，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贯彻这一教育方针，劳动课从此排在了中小学课程表上。

    我们的劳动课每周两节，都是连排在某一天的下午，没有教材，没有教学计划，没有专职任课教师，都是班主任或班干部带领着，学校临时安排到校办农场劳动半天。这些田地离学校都不太远，步行半个小时即到。至于学校接上级指令，时不时停课，全校师生背起行李，下乡支农，一连劳动三四天，乃至十天半月，又称之为“勤工俭学”。这些劳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使的就是苦力，能吃苦就行。

    1958年“大跃进”，我们县的海稍水库、花桥水库、杨公箐水库、乌龙坝水库一举上马，大兵团作战，全县青壮年劳力全都上了水利工地。“大战红五月”，除留下两个班管理校办农场，宾川一中师生800多人，奔赴牛井公社彩凤管理区“大协作”支农。白天薅秧，给棉花追肥、喷药；晚上挑灯夜战，打井抗旱。我们班就住在北山坡生产队，按原来的学习小组分组劳动。我们的组长杨同学是保送生，全县中小学生运动会百米赛获奖者，为人有“老大哥”的亲和力。

    那年代，尚未使用化肥，大粪不止肥力大，而且数量巨大，发酵稀释后，常用来给稻秧、蔬菜追肥，效果立竿见影。北山坡村西，大路边有个茅厕。不管怎么臭，看着如何恶心，我们一瓢一瓢地把这些大粪舀出来，倒在粪桶里，抬着挑着，一趟一趟运送到棉田里。这种场合，我当然不能落后，你的一举一动，别人都看在眼里，这是表现。何况对于我来说，农民子弟，“掏茅厕”又不是第一次，我是有经验的，一开始，你会觉得臭得不行，过一会，不知不觉地就不怎么臭了。我们常把做事能不管不顾叫“下烂”，不怕脏、不怕臭就是“下烂”的一种表现。

    在北山坡给棉花追肥，先就一再交代，大粪要掺水兑成清粪，如果直接浇给棉花，会把棉花“烧”死了。我们从棉田附近水沟里打来清水，半桶大粪掺半桶水，用棍子搅拌兑清粪。但无论怎样搅拌，那一饼饼干硬的陈粪就是化不开。你说咋办？只见我们那位组长杨同学挽挽衣袖，就把双手伸进粪桶，捞起粪饼就掰就捏。他的这一举动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我们不能不卷起衣袖，跟着组长共同 “粪”斗，没有一个人落后。这次我算得上是真正的“下烂”了一次。

    这样的劳动课，虽然上得痛苦、艰难、不情愿，但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吃苦，知道任何时候只要咬紧牙关，人生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给后来进入社会打拼的我有了思想准备。

    我的那位组长杨同学，后来虽然没有升学，但在1980年代初，我们年薪才500多元，他就是宾川县最早的万元户之一了。

    （作者原单位：宾川三中 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