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旗 劳动课,与语文、数学诸学科并列,排在中小学课程表上,始自于1958年。 此前一年,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了贯彻这一教育方针,劳动课从此排在了中小学课程表上。 我们的劳动课每周两节,都是连排在某一天的下午,没有教材,没有教学计划,没有专职任课教师,都是班主任或班干部带领着,学校临时安排到校办农场劳动半天。这些田地离学校都不太远,步行半个小时即到。至于学校接上级指令,时不时停课,全校师生背起行李,下乡支农,一连劳动三四天,乃至十天半月,又称之为“勤工俭学”。这些劳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使的就是苦力,能吃苦就行。 1958年“大跃进”,我们县的海稍水库、花桥水库、杨公箐水库、乌龙坝水库一举上马,大兵团作战,全县青壮年劳力全都上了水利工地。“大战红五月”,除留下两个班管理校办农场,宾川一中师生800多人,奔赴牛井公社彩凤管理区“大协作”支农。白天薅秧,给棉花追肥、喷药;晚上挑灯夜战,打井抗旱。我们班就住在北山坡生产队,按原来的学习小组分组劳动。我们的组长杨同学是保送生,全县中小学生运动会百米赛获奖者,为人有“老大哥”的亲和力。 那年代,尚未使用化肥,大粪不止肥力大,而且数量巨大,发酵稀释后,常用来给稻秧、蔬菜追肥,效果立竿见影。北山坡村西,大路边有个茅厕。不管怎么臭,看着如何恶心,我们一瓢一瓢地把这些大粪舀出来,倒在粪桶里,抬着挑着,一趟一趟运送到棉田里。这种场合,我当然不能落后,你的一举一动,别人都看在眼里,这是表现。何况对于我来说,农民子弟,“掏茅厕”又不是第一次,我是有经验的,一开始,你会觉得臭得不行,过一会,不知不觉地就不怎么臭了。我们常把做事能不管不顾叫“下烂”,不怕脏、不怕臭就是“下烂”的一种表现。 在北山坡给棉花追肥,先就一再交代,大粪要掺水兑成清粪,如果直接浇给棉花,会把棉花“烧”死了。我们从棉田附近水沟里打来清水,半桶大粪掺半桶水,用棍子搅拌兑清粪。但无论怎样搅拌,那一饼饼干硬的陈粪就是化不开。你说咋办?只见我们那位组长杨同学挽挽衣袖,就把双手伸进粪桶,捞起粪饼就掰就捏。他的这一举动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我们不能不卷起衣袖,跟着组长共同 “粪”斗,没有一个人落后。这次我算得上是真正的“下烂”了一次。 这样的劳动课,虽然上得痛苦、艰难、不情愿,但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吃苦,知道任何时候只要咬紧牙关,人生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给后来进入社会打拼的我有了思想准备。 我的那位组长杨同学,后来虽然没有升学,但在1980年代初,我们年薪才500多元,他就是宾川县最早的万元户之一了。 (作者原单位:宾川三中 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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