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柒斤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诸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被誉为“千古一人”。《宋史》单独给他立传，主要褒奖他推动文艺发展的特殊贡献。殊不知，苏轼更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尤其善于治洪，并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治水佳话。

    眼下，长江流域强降水持续，防洪抗洪形势严峻，想起了苏轼在徐州指挥抗洪抢险的往事。

    《宋史·列传·卷九十七》说，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调任徐州市长，没过几天轻松日子，强降水导致黄河水位暴涨，在曹村决口，“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特大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当时，看到有钱的人都争先恐后往外逃，苏轼斩钉截铁地说，富裕的人都走了，民心就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有我在此，洪水绝不能冲毁城墙！将准备逃走的富人赶回城里后，苏轼马不停蹄去找当地驻军“武卫营”，告诉驻军指挥官：“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驻军指挥官自告奋勇地回答，市长大人尚且不顾个人安危抗洪守城，我辈小人“当效命”。他立即率领士兵“持畚锸以出”，日夜加固“戏马台”至城墙的东南长堤。暴雨日夜不停地下着，“城不沈者三版”。苏轼干脆就在城墙上用茅草搭起“抗洪抢险指挥部”且“过家不入”，并派人24小时不间断查险除险，终于保住了徐州城。洪灾过后，苏轼又请求朝廷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犯。

    其实，古代水患一直关系着政权稳定、社会安宁和百姓生存，苏轼深谙此道。故而，每到一地任父母官，他总不忘先察民情，找准百姓最关注的水患问题，尔后精准施策加以解决。熙宁二年（1069年）和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两次任杭州父母官时，都以治理西湖为第一要务，他全力疏通唐代杭州刺史李泌修筑至宋已荒废的杭城“六井”（杭城淡水来源）后，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杭州老百姓将此命名为“苏公堤”。《宋史·河渠志》浓墨重彩地介绍了苏轼治理西湖的壮举，赞之为西湖水利史上最重要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比较详细记述了苏轼实施河湖分治、兼济河槽、募集资金、发动群众、葑草作堤、变害为宝等治水过程与方法。

    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被召为吏部尚书，还没到任，因为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苏轼改任翰林承旨。苏辙推辞尚书右丞的职务，想和兄长苏轼一同担任侍从官，朝廷没有同意。苏轼到翰林院几个月，又遭小人谗言，他请求出任地方官，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以前，开封府各县多水灾，地方官吏不深究水灾的原委，任意挖开陂泽，将水注入惠民河，惠民河容纳不下，造成陈州多水灾。于是，那些庸官又打算凿开邓艾沟与颍河勾通，并开凿黄堆想把水引入淮河。苏轼一到颍州，便派技术官吏用水平器测量地形高低，淮河涨水时水位高出新沟近一丈，若开凿黄堆，淮水将倒灌颍州地区造成严重水灾。于是，“轼言于朝，从之。”……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仕途坎坷，但他从不因贬谪丢失“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始终将老百姓关心之事系在心头：抗洪抢险，他不顾个人安危将“指挥部”安于随时被洪水冲走的城墙上，表现出誓与城墙共存亡的决心和勇气；疏浚河道，他又不怕得罪同僚，提出科学方案。故而，虽非“专业”出身，苏轼总能找寻到治洪良策。其实，“以人为本”侧重解决的是人类社会内部问题，这个问题仍是正在进行、尚未完成的重要问题。苏轼善治洪的现实意义在于，为官者只要时刻牢记“以人为本”并不断实践，什么样难题都可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