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磊

    1958年大饥荒，父亲将我从家乡接到他工作的师宗红旗农场。农场小学背靠宜乐后山，山上林深木茂。春天，我们常常到山上去听蝉鸣鸟叫，嘴里唱着：“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中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猎马/一呀一杆枪/翻山越岭巡逻打猎/护呀护山林……”在树丛中捉迷藏抓蝴蝶，听于振中伯伯讲抗美援朝的故事。

    炎热的夏天，从场部食堂打到饭后，大家成群结队地边吃边向距学校半里开外的一个小水坝走去，放下饭碗，脱去衣服，一个个“扑通、扑通”地往水里跳，随后分成甲乙两伙打水战，人人手脚并用，搅得天昏地暗，往往“战”到精疲力尽，仍然难分胜负。临近下午上课，遂将饭碗沉入水底，上岸穿好衣服，夹起书包，望着学校呼啸而去。

    下午放学又迫不及待地来到水边，用碎瓦片往水面上打水漂，比谁的瓦片漂得远，谁的瓦片溅出的波纹多。大家同时往水中扎猛子，岸上的人则大声数着“一、二、三……”认真记录着潜水人的成绩，当最后一个潜水者浮出水面时，在一片喝彩声中，人们争着将其不断抛出水面。最后，各自捞出中午沉在水底的碗，勾肩搭背，套用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的乐调，摇头晃脑地唱着：“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吃饭的时间已经来到/端起我心爱的土大碗/奔向那诱人的伙食堂/五分的饭来三分的菜/还有一碗玻璃汤/哎嗨——冲啊……”在路人的诧异瞠目中，向食堂蜂拥而去。

    1987年，女儿上学了。师大附小与我家居住的昆北院仅一墙之隔，学校后门距我家不足百米，遂配一把厨房钥匙挂在女儿脖子上，嘱咐她每天放学自己回家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完成作业后，女儿最大的乐趣就是捧着家里的微型半导体收音机，从“滴滴嗒-滴滴嗒”的中央电台少儿节目播前曲响起，在院子里一边游荡一边听，直到节目结束为止。逐渐长大后，女儿学着捅开蜂窝煤炉子，烧上一茶壶水，然后捡菜洗菜，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一天，我和妻子下班因事上街，很晚了才回到家，只见女儿系着围裙正低头在热气腾腾的锅里搅拌着，妻子连忙要去动手，女儿不允，只见她一会儿浇油撒盐，一会儿添放作料，最后给全家每人盛了一碗，边吃边问：“我做的炒面好不好吃？”嚼着那略带咸味的炒面，我们连连点头：“好吃！好吃！”穷人的孩子能够早当家，我们心里真比喝了蜜水还要甜。

    大约是四年级上学期的一天，女儿做完作业到同院一个小伙伴家去玩，这个伙伴家住二楼过道顶端，过道门距家门有一段距离，距院子中心有点儿背。几个孩子玩得入迷忘了时间。我们做好饭菜，发现女儿与另一同事的孩子均未回家，前院后院呼喊寻遍不见踪影，我和那位同事走出院子，分头四处寻觅依然未果，正急得焦头烂额之际，孩子从同伴家回来了，面对家长的厉声斥责，两个垂头丧气的小学生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这是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唯一一次“安全事故”。

    2017年秋外孙女上学，我辞去退休后在一所民办高校做了八年的工作，汇入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亲友组成的“小学生接送大军”洪流之中，每天下午三点半准时守候在外孙女教室外的过道里，等待接孩子回家。2020年春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得入校门，各路家长佩戴口罩，在校门外列出一支更长的翘首以待的队伍。为方便接送，我们还专门为外孙女办了学生公交卡。孩子的书包比我上大学时每天带到教室的书还要重。为着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家庭会议一致决定：只要孩子在家，一律不开电视机。如此一来，外孙女与电视基本绝缘了；为防止孩子玩手机上瘾，对外孙女使用手机亦进行严格控制，为此，父女、母女之间，祖孙之间“冷战”“热战”不断。

    外孙女离开学校回到家，除去吃饭、上卫生间，总是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为了达标学校的才艺要求，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外，又先后参加了英语、书法、绘画、舞蹈、琵琶等培训班，连同周末在内，每天晚上九点半以前很少能上床睡觉，个人支配的自由活动基本没有了。目前，外孙女能够弹出父母不会弹的琵琶曲，能够跳出父母不会跳的舞蹈，能够画出父母不会画的图画，如此成就，不能说不是收获。然而一想到这一切都是用减少外孙女的睡眠、剥夺其放学后自由支配的种种童趣交换而来，得耶？失耶？喜耶？悲耶？还真让人一言难尽。

    （作者原工作单位：云南师范大学，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