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经

    我出生在滇西小城下关，排行老大，家里还有两个兄弟。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家附近上小学，由于家庭人口较多，生活贫困，四年级时被迫辍学，小小年纪到一家面厂当学徒，做家务，学擀面，分担家里的困难，就这样干了两年。后来，父亲找到了一家单位，每月能拿到固定的工资，家里的生活有了改善，我又重新进学校上了五、六年级。

    1955年，我小学毕业，和其他同学一起考进漾濞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后，学校又试办高中，我接着在漾濞中学读了高一。在这四年间，我每天刻苦学习，周日休息时便拿上一书本到河边，边洗澡边洗衣服，洗好后把衣服挂在树上或摊在石头上晒，自己找个阴凉处读书，待太阳西沉，穿上晒干的衣服才回学校。有一次，学校放暑假，没有钱买票乘车，几个同学约在一起步行回家。漾濞到下关有37公里，我们早上出发，中午稍作休息吃点干粮，喝点泉水，到太阳下山才走到下关。这期间付出的艰辛和汗水，只有自己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初中毕业时，我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靠帮人手工织毛衣艰难维持生活，家庭又陷入了困境。学校知道这个情况后，从高一开始就发给我助学金，资助我完成学业。读高二、高三时，按学校的安排，集体转到下关中学，也就是现在的下关一中继续学习。这两年间，我利用假期上山砍柴，一些留在家里用，多砍一些就卖了换点钱，或到建筑工地当小工增加点收入，以减轻家里的负担，继续走在求学路上。

    当时虽然环境艰苦，生活贫困，但没有磨灭掉我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从初中开始，我接触到了一些报刊杂志，十分羡慕那些写文章的记者，从那时起，我就立志将来也要成为一名记者，学校就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1961年高中毕业，我考上了昆明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高兴的同时又犯愁了，我连到昆明的路费都没有，怎么才能到昆明读大学。在这困难时刻，我有一位热心的同学雪中送炭。

    这位小学时的同学，叫李文汉。他参加工作较早，在运输公司开大卡车。他听说我的情况后对我说：“王经，你别急，我想办法送你上昆明。”之后，他四处打听，找到了一车要拉上昆明的货物，为了方便送我到昆明，又向公司申请了这趟运输任务。就这样，我带上简单的行李，爬上李文汉开的大卡车，踏上了我求学路上重要的一步。60年代初，滇西交通十分落后，下关到昆明的滇缅公路，山高路窄，弯急坡陡，路面坑洼不平，光是爬红岩坡就要好几个小时，路上吃住的钱都是李文汉帮付的，一路尘土，一路颠簸，三天后，终于到了昆明，一直把我送到大学报到。

    进入大学后，我想当一名记者的愿望更加强烈，宿舍蚊帐里用别针别着好几张名记者的照片，睡觉前看上几眼，用来激励我不忘初心。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课程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外文学史等。我很珍惜上大学的时光，因为上课认真、笔记认真、作业认真，受到了学校的肯定，还当上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我也很感激这所学校，因为家庭困难，高考只报了师范学院一个志愿。师范学院的学费由国家负担，除了伙食外，还有助学金，每月发给零用钱，冬天还有棉衣棉被补助。这些补助除了买点生活用品外，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也不敢有什么娱乐活动。有段时间电影院放电影《红楼梦》上下集，5角钱一张票都舍不得买，生活十分艰苦。大学期间，还有一个小学同学叫李万才，他也早早参加了工作，常和我书信往来，知道我的情况后，时不时会5元、10元地汇钱给我，资助我渡过难关。毕业前，学院安排我们到玉溪一中实习，我认真备课，精心整理教案，得到了任课老师的赞扬、学校的认可。在党、国家和学校的培养下，1965年我拿到了毕业证书，同时，被分配到了云南日报社工作，圆了儿时的梦想，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报记者，开始了我崭新的生活。

    （作者原工作单位：云南日报社，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