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雪芳

    1976年9月7日，我上本乡中学读高一。因从家里步行到学校要一个多小时，故到初冬，学校批准了我住校的申请。1977年的小寒期间，家里请了木匠、泥水匠把东间装修一下，作为大哥结婚用的婚房。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要去学校了，父亲从土布棉袄的口袋里摸出两元纸币，嘱我下个星期五起个早去镇上的肉店排队买两元钱的肋条肉，傍晚回家时带回来，第二天要招待匠人。

    怕第二天睡过了头，星期四晚上我只好早点睡，因为当时镇上的肉店每天对外只供应一头猪，其他的肉是卖给有肉票的镇上居民吃的。有肉票的当然不用起早，也不用排队；没有肉票的，往往肉卖到队伍的一半，就没有了。那时别说戴手表，像我家连个闹钟也没有。心里搁了心事，就翻来覆去睡不着，耳朵仔细地在听头遍的鸡叫。

    “喔喔喔——”鸡叫了，这天异常寒冷。校园里没有路灯什么的，我们只能摸黑脚走到学校的北门，从那扇破木门的一个豁口钻了出去。到了镇上肉店门口，门当然还没有开，却已经有八九个买肉人排队了，个个手里拎着四角篮，嘴里“嘘嘘”着在原地打转。屋檐下贴着门脚的地上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还在动呢，接着是一声咳嗽。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睡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年男子，一个是十岁左右的小孩。我问一个排队的头发花白的老人，这是咋回事？老人告诉我，门口睡的是安定大队的父子俩，家里只有一点点菜油了，是来排队买两斤肥肉，回家熬了油后当作菜油，他怕买不到肥肉，就隔夜背了席子、土布棉被与儿子来的，睡在了肉店门口，这样就可百分之百保证是队伍中的第一号了。

    话说完，见街道东方、西方有影影绰绰的人在慢慢移过来，我和范金国赶紧排好队，生怕起了一个大早，结果空手而归。我脚上套着一双薄袜子，穿在解放鞋里，两只脚好似踩在冰屑上，也下意识地“噗噗噗”地跺起脚来，但效果等于零。那个中年男子见排队的人多起来了，就坐起穿衣，拉起呼呼大睡的儿子。“咋啦——咋啦？”他的儿子还处在童年的梦乡里呢！等中年男子弄醒儿子，穿好衣服，卷好席子，捆好被子，约过了一支烟的功夫，从肉店的两扇门缝里突然透出有点暗红的电灯光，又过了一支烟的功夫，两扇木门“嘎”地开了。只见肉店的长条桌上躺着两爿雪白的猪肉。一个戴着眼镜五短身材的刀手朗声道：“第一个，买多少肉？”这个中年男子怯怯地说：“我只要买肥肉，熬油的，能不能两斤？”只见刀手在半爿朝天的猪肉肚部伸手“嗤”地一拉，说：“那就这个板油吧！”说着把秤扎钩朝板油上一扎，拎起秤纽绳，又朗声道：“一斤九两半！”“好，好，好！”中年男子激动万分。瘦瘦的会计一拨拉算盘，说：“一元四角六分！”中年男子抖抖索索地把几张毛票递给会计，随后把一卷板油装在一只黑乎乎的布袋里，背好席子、被子，脸面红彤彤地牵着儿子消失在街道的东边。

    轮到我买了，我说：“我买两元钱的肋条。”话还没说完，刀手已经“啪”一刀下去了，是一只猪脚还带有一点腿肉。“两斤零半两。下一个！”刀手看也没看我一眼，就往下喊了。我的心里立即紧张起来。父亲嘱我买肋条肉的，结果买了全是骨头的猪脚，还有带着的是腿肉，是瘦肉，回家非被父亲数落一顿不可。“师傅，我不是买猪脚的，我是买肋条的。”我举着猪脚央求刀手给我换肉。“挨序宰的。都买了肥肉，那瘦肉卖给谁？”刀手板着脸说。看来与刀手没有商量余地了，这只猪脚只能“吃进”了。

    那天傍晚回到家里，我把买肉的情况与父亲讲了，他没有批评我。

    这件事情已过去43年了，从要半夜起来排队能买上一点肉，最好是肥肉，到现在可以天天吃肉，而且几乎都要挑瘦的买，真是倒了个个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