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人有不确定性，而制度是稳定的。证明一个人是不是做了好事，如果执法部门能够解决，就不必要推给当事人。

    12月8日，广东东莞网约车司机艾先生车上的一名婴儿突发疾病，艾先生连闯三个红灯紧急救人。事后，艾先生联系乘客，希望乘客作证以撤销罚单时，“乘客”却称“跟我没关系”。此事引起广泛热议，乘客被指“冷血”。然而经过警方核实，这件事纯属“乌龙”。原来，医院当时给艾先生的联系方式并非当事乘客的，而是与当事乘客同时段入院、且情况相似的其他病人的联系方式，导致艾先生在请对方帮忙的过程中出现误解。（12月16日《人民日报》）

    这件事再次告诉我们一个常识：遇事等一等，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尤其是像这种违背人情常理的爆款新闻，更要控制住自己爆棚的正义感，以免好心办坏事。

    生活常常充满了戏剧性。一件事，所有人都没有犯错，甚至是出于善意，但是由于一连串的巧合，最终却出现了巨大的错误。在这件事中，当事乘客忙于带孩子看病，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无意之举，却导致医院方给错了电话。最无辜的是意外被卷入此事的另一名乘客，他貌似是这个误会的始作俑者，但是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除了一句“跟我没关系”，还能说啥？

    事后来看，这件事其实可大可小。误会解除，皆大欢喜，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温情的故事。但如何误会不能解除呢？这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当事乘客没有及时发现事情在网络上的发展，或者医院方面无法还原事情经过，那么随着新闻的持续发酵，更多网友的介入，整个事情就极有可能进入一种不可逆的状态，就像浙江那位被偷拍的吴女士的遭遇一样，社会性死亡之后，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和时间成本才能消除网曝带来的伤害。

    这起乌龙事件，还有一个值得反思或者说探讨的地方是，在类似情况下，如果想证明网约车司机艾先生是为了救人而闯的红灯，消除他的违法记录，乘客的举证是不是唯一且必要的条件？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有其他办法能证明艾先生闯红灯是事出有因，还一定要乘客提供证明吗？

    原新闻说，艾先生事后联系交警想消除违法记录，但交警称需要提供医院证明。随后，又有消息称，交警部门通过情况核实，已经为艾先生消除了记录。交警宣传处负责人表示，只要证明他确实救了这个小孩就可以，医院证明只是其中一个佐证。警方从视频监控中发现，进医院的那个视频能够看到是抱着冲进去的。

    不管是不是舆论的倒逼，还是主动作为，首先为交警部门点赞，及时为艾先生消除违法记录，免去了他四处寻找证据的苦恼。

    但是换个角度看，既然交警完全可以证明艾先生是为救人而闯红灯，那么是不是可以由警方先证明，实在无法证明的时候再寻找当事人来作证？一方面，现在视频监控无处不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另一方面，相比当事人的证明，交警部门的证明成本要低得多，理应优先采用。事实上，我们还不能排除这种情况：有些人哪怕是被救助方，出于种种原因，比如怕麻烦，确实遇到困难，不愿意面对警察，就是不愿意出面作证。我们当然可以道德上加以谴责，但也无法强制。

    人有不确定性，而制度是稳定的。证明一个人是不是做了好事，如果执法部门能够解决，就不必要推给当事人。这样，即便出现“冷血”的情况，也有制度性的兜底，呵护这个社会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