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应峰

    韩愈之所以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一是因为文章写得好，二是因为他颇具家国情怀。

    韩愈的家国情怀，一句话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韩愈拥有典型的君子人格，注重个人知识修养和道德修为，他操行纯正，目标坚定，谈文论道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在倡导古文革新运动中，他不错过任何可以宣传自己散文革新主张的机会，可谓殚精竭虑。他有一颗平等仁爱之心，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都坦诚相待、倾心相对。他善于诱导勉励后进，只要一心向学入了他的门舍，他都会以宾客之礼相待，时刻不忘以身作则，时刻不忘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

    韩愈胸怀江山社稷，忧国忧民。公元803年，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负责查访关中地区旱情，他目睹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饿殍遍地，自是痛心不已。而当时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懑之余，向朝庭上奏《论天旱人饥状》疏。面对他的实言上疏，李实等人不乐意了，他们群起攻之，谗言相害，就这样，韩愈被贬为一偏远荒地的县令。

    此后经历了几起几落，韩愈写下《进学解》自喻。宰相李吉甫读过后，认为他史学才识超群，于是极力推荐韩愈为史馆修撰。虽然韩愈才识丰厚，忠心可鉴，但因他一向豁达率真，心直口快，粗疏之处难免，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起落于重用与被贬的轮回里。

    韩愈坚持真理，大胆谏言，勇于改革。他敢讲真话，谏言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用语独到，气势磅礴。《论佛骨表》中，他说：“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宪宗非常生气，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众多皇亲国戚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被贬后，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韩愈到潮州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但宰相皇甫镈憎厌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起用后又生事，便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宪宗便移韩愈为袁州刺史。

    韩愈尊儒却不墨守。在《读墨子》一文中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有人指为“刺谬”。对于世俗之见，他更是不以为然。《师说》一文，他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揭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道理，可谓勇气鼎沸，胆识过人。

    忧心为国，忠诚执着，敢于承担，这就是具有君子人格的韩愈。白居易说韩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这名望，于韩愈而言，有来自文字的成分，有来自人格的成分，更令人钦仰的，是他有一份无以言表的、炽热浓厚的家国情怀。

    可以说，韩愈是个当之无愧的“传道”人。他的“道”，就是爱国、报国、兴国之道。在韩愈心里，国家是根本，国泰才能民安，民安方有天下太平。倘若以当今的标准衡量韩愈，他无疑是“走在前列，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尘世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