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真正需要讨论的是，谁来为杨某这样的农民工提供优质且收费合理的律师服务，而不是一味地对90万元律师费进行道德谴责。哪怕律师分文不取，但打不赢官司，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2016年，农民工杨某在工地受伤致全瘫。后杨某兄弟委托广州某律所办理工伤赔偿，并约定前期律师办案的费用由律师事务所自行垫付。如果赔偿额在90万元以上，那么，杨某一方只收90万元，剩下多要来的赔偿费全部归律所。今年9月6日，杨某与用人单位签订赔偿协议书，获得一次性赔偿款180万元。根据此前的协议，杨某只收90万元，剩下的90万律所拿走。但杨某前妻认为律师费过多，并表示对代理合同不知情。10月，前妻到广东司法厅上访。（12月27日澎湃新闻）

    律师提供知识服务，一般来说，律师为当事人争取的权益越多，投入的精力和支出的成本也就越高，其收费与此成正相关的关系。从此案来看，双方签订的显然是“风险代理”合同，根据代理的结果，来决定代理费的多少。这个风险，其实是针对双方的。对农民工杨某一方来说，他可能会因为赔偿费达到约定的标准，而支付较高的律师费。而对律师一方来说，则正好相反，赔偿金如果达不到约定的标准，他将得不到任何的回报。

    90万元的律师费之所以扎眼，是因为这起案件涉及一个特殊的领域：工伤赔偿。情感上说，工伤赔偿都是农民工的血汗钱，律师费占比过高，农民工所能获得的保障就越低。以杨某为例，因工伤致全身瘫痪，后续的治疗费用无法估算，180万元的赔偿金被律师拿走90万元，确实很难让人接受。

    按照《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对于婚姻继承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给付抚恤金、救济金的案件，以及支付劳动报酬案件，都不能实行风险代理。这条规定，也是考虑到相关主体的特殊性。此外，根据《律师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风险代理合同的收费标准不得超过赔偿金额的30%。实践中，律师费一般为10%到20%。50%的高收费既不合理，也违反了相关规定。

    尽管如此，我也不建议、不提倡对当事律师进行道德苛责。有人说，180万元的赔偿金拿走90万元，这个律师是不择手段的“吸血鬼”“吞金兽”，甚至试图对整个律师群体进行妖魔化，这也不是理性的行为。当事律师虽然收取了高额的律师费，但他也帮助农民工打赢了官司，获取了不菲的赔偿金，这一点并不能因为高额律师费而被否认。

    现实总是比理想来得复杂。多名法律专家和律师在谈到这个案子时都表示，工伤赔偿案件的代理程序非常复杂，周期长，一个工伤认定案件，官司打个两三年都是正常的。对那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等不起，也不敢冒败诉的风险。所以哪怕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许多工伤赔偿案件的当事人还是愿意签订风险代理，寄望于用高额律师费，来获得高质量的律师服务，尽快打赢官司。有市场就有需求，这跟职业道德无关，对农民工来说是一种最不怕的选择。

    真正需要讨论的是，谁来为杨某这样的农民工提供优质且收费合理的律师服务，而不是一味地对90万元律师费进行道德谴责。哪怕律师分文不取，但打不赢官司，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说，律师收费一高就要被谴责，那么以后谁来帮助农民工打工伤赔偿的案子呢？

    有律师提到了法律援助，以及律师费转付制度，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的律师费。这些建议都很好，但真正实践起来，可能还需要更加细致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