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梦云

    季羡林曾经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忆起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为人、为学的很多往事。其中一件是这样的：“在这三年内（笔者注：指季先生留德归国到北大任教），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威风。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陈寅恪推荐论文发表，不仅使季羡林声名大振，由此跻身著名学者的行列，也激发着其治学的志趣，无疑是其奖掖后学、关爱学生之举。而在一些博导以“老板”自居，剽窃学生论文发表、将学生成果据为己有的消息时有传出的今天，想起大师的治学精神，尤为感动。

    翻读季羡林先生之书《象牙塔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里面有他在清华读书和北大教书三四年间的日记。从日记记载来看，季先生关于他写作《浮屠与佛》的情状是这样的：

    1947年6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早晨六点多起来，洗过脸，出去买炸糕，回来吃了，八点到图书馆研究室去。八点半出去到骑河楼上汽车到清华去，下了车就去看陈寅恪先生。谈了几个问题，浮屠与佛的问题也谈过。不久周一良来了，我们就没再谈下去。”

    1947年9月，“十八日。……四点去看陈寅恪先生，把《浮屠与佛》念给他听了一遍。吃过晚饭，回家来已经是八点多，同李荣讨论《浮屠与佛》的问题。”“二十四日。……到了清华，同陈先生谈了我的论文，就同他和太太上了汽车，到城内中山公园去，走了一圈，把他们送到西四，我才回来。”

    从季羡林先生当年的这些相隔时日并不长的日记来看，我们其实不难感受和推断，季先生酝酿、构思和写作《浮屠与佛》的时候，应该是得到过陈寅恪先生的指导和点拨的。这就如我们今天的大学生在撰写年度论文或者毕业论文时，导师总会对他们的选题、材料收集、写作中会出现的问题等等作出自己的教育教学指导即为一个道理。而陈先生的指导与点拨，很有可能主要是在材料搜寻的方向上。遗憾的是，季先生日记极为简略，并未提及陈寅恪先生当初是如何指导、点拨自己的。我们也就无法从这里去感受陈寅恪先生是如何具体指导、点拨学生进行论文写作、研究的，但从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他对学生爱护、教导的师者意气。抗战胜利后回到清华园的陈寅恪，已经是双目失明、身残心伤。在时光之河里，想象一位徳学兼修的老师，围绕着学生一篇论文的写作，与他一起进行交流、探讨，甚至为他静静聆听写毕的论文草稿，进行交流、对话，指导、点拨，是一件多么富有温情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