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93岁老人“再就业”让无数网友落泪》讲述了大理医生吴永生老人去世后捐献遗体的故事，让人动容。晚报记者从大理州红十字会了解到，吴永生医生遗体捐献后，经过媒体报道，更多的人了解了遗体捐献，咨询遗体捐献的人数增多。7月14日，大理州巍山县“95后”尿毒症女孩宗亚娟逝世后捐出遗体。

    “遗体捐献”“大体老师”（将遗体捐献于医学事业的逝者）不断出现在新闻中，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找到延续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大体老师”很紧缺

    据了解，在大理州红十字会填报《志愿登记表》的约有30余人。到目前为止，全州已成功捐献10例。

    2010年9月，一名老军医将因病逝世的儿子遗体捐献给大理大学，“十余年前，遗体捐献是一件很难被大家接受的事情，老军医一生从医，深知遗体对于医学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花了很大力气才说服家人。”大理州红十字会监事会专职副监事长杨琴珍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要打破传统观念，发动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遗体捐献，让普通大众逐渐接受这件事。”

    今年春节前，红十字会慰问遗体捐献者家属，一名亲属由衷地说：“你们来了，是给我们撑腰，我们曾受各种人的非议，你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谢谢你们！”

    “随着医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学校每年医学教学需要30个‘大体老师’，但是现在每年遗体捐献的数量仅有1到2个。全国医学院的‘大体老师’都处于十分紧缺的状态。”大理大学朱建华老师说。由于“大体老师”严重紧缺，教学过程中会辅助使用虚拟仿真模型，“这种模型显示的只是模式化的结构，给学生一种浅表的认识，要让学生认识真正的人体结构，必须进行实际解剖操作，所以‘大体老师’对于医学教育及科研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捐献者以教师、医生居多

    在医学界的老师和同学心里，“大体老师”们有着无上崇高的地位，但在社会上，人们对于捐献遗体比较排斥，从大理州来看，遗体捐献者以医生、教师等群体为主。

    “从大理州红十字会登记捐献遗体的志愿者来看，有农民、工人，但还是以医生、教师等知识分子群体为主。”杨琴珍说：“由于人们传统的‘入土为安’的思想，遗体捐献工作的开展一直有较大困难。经过努力，《大理州遗体捐献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出台，于今年2月1日实施。”该办法对大理州行政区域内遗体捐献的捐献登记、捐献执行、遗体接受等环节进行了规范，提倡和鼓励自然人捐献遗体。杨琴珍说：“大理州《办法》出台以来，已成功接受捐献3例。”

    “大体老师”启用仪式寄追思

    “近10来年，‘大体老师’在医学界被提到了很高的层次，学生们都将他们称为‘无语良师’，我们每年都会举行‘大体老师’启用仪式，感谢‘大体老师’的无私付出。”大理大学基础医学院负责遗体捐献工作的朱建华老师表示：“我们通过致词、向大体老师献花、默哀、医学生宣誓等方式，表达对‘大体老师’的追思、感激、敬重之心，将人文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育中，让学生理解‘大体老师’的大爱、大勇精神，珍爱生命，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成为悬壶济世的良医。”

    据了解，大理大学是较早举办“大体老师启用仪式”的学校，目前已经举办5届。

    大理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孙敏同学在“大体老师”启用仪式上说：“我们不再拘泥于教科书，不再受限于解剖图谱，不再死记硬背。我们在您身上认识皮肤的层次，梳理纵横交错的脉管，区分出动脉、静脉与神经，感受血液循环、淋巴流动的奇妙，循着肌肉的纹理探寻它的起止，寻找行走于其间的血管神经。您是我们的第一个手术对象，或许我们会犯许多错，误切神经、找不到阑尾、辨认不出某块肌肉……正是您用自己的躯体，指引我们这一群初入医学殿堂的医学生。”真切的话语，道出了初入医学殿堂的医学生们对“大体老师”的敬畏。

    登记捐献的人在增多

    记者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看到，截至2021年7月14日，志愿登记人数为3557022人（此数据包含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施予受有效登记人数89万人）；截至2021年6月30日，实现捐献35030例，捐献器官103923个。

    在该网站登记的人数在不断递增，在大理某公司从事采购工作的市民阿澜于7月13日进行人体器官捐献登记，显示为平台第2869480名志愿者，7月14日18时37分，该平台登记人数为2872535名，截至17日18时，平台已登记2882514人，平均每天登记人数增加3千余人。

    阿澜说：“作为一名95后，我希望自己的价值不止体现在我平凡的工作中。我经常看到器官捐献的新闻，我觉得他们很勇敢也很高尚，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的器官可以在有需要的人身上延续下去。当我勾选‘人体器官’‘眼角膜’‘人体组织’的时候，感觉那一刻非常有仪式感，想到死后还可以被需要，这让我感到非常幸福。”

    雯雯是两个孩子的妈妈，2019年就在网上进行了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她说：“当了妈妈以后更体会到生命延续的神奇，登记完的那一刻更多了一份责任感，不只是为了孩子，也为了我将来又可能会帮助到的人，我开始规律作息、锻炼身体。”

    一名大理大学在读医学生告诉记者：“‘大体老师’们能够捐献自己的遗体，都是非常值得敬畏的，所以我会在每次操作的时候全神贯注，认真对待，尽量减少错误，这就是对‘大体老师’最好的回应和尊敬。”

    本报记者 刘文波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