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位于晋宁区的河泊所遗址赫然在列。这是云南继羊甫头墓地、李家山墓地、大河遗址、海门口遗址、大波那墓地、甘棠箐遗址之后再次跻身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列的高光时刻，也是一座沉睡千年的“滇王城”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转折。

重大发现

明确汉代益州郡城址主体结构

河泊所遗址位于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古滇国最高等级墓地——石寨山古墓群（1956年出土“滇王之印”金印）位于遗址中部。河泊所遗址既是古滇国的都邑，又是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地。遗址的考古成果填补了西南边疆历史研究的空白，见证了边疆与中原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揭示了西南边疆从多元文化到国家一体的发展历程。

通过对遗址大面积钻探和关键区域的解剖发掘，明确了汉代益州郡城址的主体结构布局。在遗址东部上蒜第一小学周边发现汉晋时期的城墙和城壕，城墙围合面积约20万平方米。在城址西南部发现东西向长达300米、主体部分宽4～5米的道路。道路两侧发现两处大型汉代高台建筑址，其中高台建筑址1面积约1500平方米，台基高约1米，台基上发现规律排列的柱础石，另有柱洞、水井等遗迹，出土筒瓦、板瓦、瓦当、砖等建筑材料70余吨。其中，“益州”铭文瓦当和“永元三年官当”等纪年瓦当的出土，在佐证城址为益州郡郡治的同时，也建立了西南地区汉晋瓦当的编年标尺。

官印封泥

中央管辖边疆的直接证据

河泊所遗址出土封泥2000余枚，包括“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刺史”“益州太守章”“广汉太守章”“蜀郡太守章”等与滇国、益州郡、益州郡下辖县、益州郡周边郡治有关的官印封泥。这是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进行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直接证据，证实了《史记》《汉书》中“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的记载。

同时，“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官印封泥的发现，说明汉王朝在古滇国故地设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国、滇王称号及统治，并以“相”相辅进行地方治理的双重行政管理模式，体现了中央政权边疆治理策略的灵活性。

简牍文书

汉代边疆治理文献的“档案库”

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5万余枚，其中有字简牍1.4万余枚，内容涉及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邮传、物资出入、家庭财产申报、书信、典籍等，是研究汉代边疆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问题的“档案库”。

这批简牍文书是西南地区迄今考古发现的最大一批汉代文字资料，对研究秦汉之际的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重大价值。

重大价值

“多元一体”历史叙事的成功典范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串联起古滇国和汉代两大历史阶段。古滇国时期，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遗存生动再现了石寨山文化独特的文化面貌与社会结构，印证了《史记》中“滇王受印”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凸显了西南边疆多元的文化特质。

汉代郡县制时期，益州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央王朝开启了对云南的正式管辖，而益州郡郡治与古滇国都邑比邻，双重行政制度并行的格局则体现了西汉中央政府“因俗而治”“柔性羁縻”的政治智慧，推动西南边疆稳步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系。

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实证了西南边疆自古以来的国家认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叙事的成功典范。

本报记者 杨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