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昌莲

如果超龄劳动者在工作中受伤，还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吗？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发布一批涉超龄劳动者的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件中，案涉超龄农民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因工受伤，法院判决支持劳动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5月14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随着“银发打工潮”的兴起，超龄农民工在工作岗位上遭遇意外后的维权困境，频频引发社会关注。尽管近期多地法院通过判决，确认了“超龄劳动者同样享有工伤保障”，让不少受害者拿到了应有的赔偿，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将这一群体的权益保障，完全寄托于个案诉讼和司法救济，不仅成本高昂、效率低下，更折射出制度层面的缺位。可见，超龄农民工享受工伤待遇，不应只靠打官司，而应成为一项常态化、前置化的制度安排。

依靠打官司来维护权益，对超龄农民工而言，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从现有的诸多案例来看，一位超龄务工者从受伤到最终拿到赔偿，往往要经历工伤认定被拒、行政复议、一审二审甚至检察抗诉等漫长程序。这不仅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还要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折磨。对于本就依靠体力劳动维持生计、抗风险能力极弱的老年务工者来说，这种“迟到的正义”，往往难以解燃眉之急。司法裁判固然能起到定分止争、确立规则的作用，但其应当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应成为劳动者维权的唯一常态路径。

超龄农民工工伤维权难的根源，在于现行工伤保险制度与劳动关系的深度绑定。在传统的法律框架下，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往往意味着劳动关系的终止，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伤保险参保资格的丧失。许多用人单位为了规避用工成本和法律责任，刻意不与超龄员工签订规范的用工协议，也不为其缴纳任何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企业便以“劳务关系”为由推卸责任，迫使劳动者只能通过复杂的民事诉讼去争取人身损害赔偿，而这中间的赔偿标准差异巨大，且举证难度极大。

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从制度源头进行“适老化”改革，打破年龄带来的保障壁垒。令人欣慰的是，政策层面已经出现了积极的转向。国家相关部门已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浙江等地也已率先探索，允许企业为超龄人员单独缴纳工伤保险。这种将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适度“脱钩”的做法，既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又为劳动者织密了安全网，是极具推广价值的务实之举。

保障超龄农民工的工伤权益，不能只靠法官在法庭上的司法自由裁量，更不能让老人们在维权路上流汗又流泪。人社部门应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管，严厉打击拒不参保的违规行为；各地应加快落地超龄人员单险种参保政策，简化认定与理赔流程。只有制度的篱笆扎得足够紧，让“劳有所保”不再受年龄的限制，超龄农民工才能在发挥余热的同时，拥有免于恐惧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