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旗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知道作家们是怎样在语言上下苦功夫写出优秀文学作品的，对提高自己的阅读鉴赏能力很有启发。

    曾任《小说选刊》主编的李国文说，他当年的读稿习惯是：“一是注意词语的重复出现频率，一开始也许会忽略，老在你眼下跳出来，就要警惕了。如果不是这个作家词穷语拙，囊中羞涩，那就是疏于推敲，仓促成章了。二是关注作品中新鲜的、流行的、市面上常挂在人们口头上的词语，有，还是没有？语言是最能体现出时代感的文字符号，这点文学修养都不具备，大概是需要补课了。三是看这个作家对于古早词语的使用上，是否准确到位？是否恰到好处？既可以看出这位作家的学养，也可以看出这位作家驾驭文字的能力。”他还说，这“只是私下的看法”，故“秘而不宣”。

    沈从文、汪曾祺都有传世的经典作品。

    汪曾祺说，语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在《林斤澜说》中，程绍国问林斤澜：“我觉得刘绍棠写了那么多，你评论过的《蒲柳人家》稍好，还有《瓜棚柳巷》，但同是写风情，和汪曾祺的《受戒》无法相比。”

    “那当然。《边城》和《受戒》是观止。刘绍棠写东西不求个性。比如刘绍棠写景，爱用成语：‘鸟语花香’‘桃红柳绿’‘大地回春’‘风和日丽’……沈从文读到刘绍棠这些成语，问道：‘你呢，你在哪里？’”林斤澜说。

    林斤澜、刘绍棠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同在北京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很好的文友。程绍国和林斤澜的这些话很私密。林斤澜如果不说出来，程绍国如果不写出来，谁知道！

    汪曾祺的作品进入小学课本，他的孙女上小学读到爷爷的文章。汪曾祺先生不耻下问，结果孙女说：“爷爷的东西一点不好。” “怎么不好？”“没词儿。”“连个成语也没有。”汪曾祺一听，乐了：“哈哈，没词儿。” 对于一名写作者，写什么当然重要。千言万语，归纳为一句话：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至为重要。所谓“没词儿”，正好说明汪曾祺的写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力求符合外在真实和内心真实的句子。文学作品的语言要求精确，成语即使用得很贴切，但给读者的感觉就是不独特，无个性。由于我们应用和阅读的惯性，这些熟语是僵化的老死的，它们已经成了一个空洞的所指，失去了激发读者感觉的活力。沈从文所谓“你呢，你在哪里？”就是读者在字里行间看不到作者独特的感受。

    一个有才情的作家，善于表达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会把一个平常的事物写得异彩纷呈，以敏锐的观察、新奇的感觉，将生活与生命以放大镜的效果展示给读者，“能使读者看到语言所描写的东西就像看到了可以触摸的实体一样”，语言就是承担这个职能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随处可见，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作家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使汉语的形容能力不断增强的责任。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写作就是写语言，读书就是读语言。一个对语言的文学性缺乏敏感的人，其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是要大打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