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受害者未必就不会变成加害者。如果说一开始她是由于无知，被蒙骗与魔鬼同行的话，那么后来她越陷越深，实际上已经变成魔鬼，“我想活”不是让他人死的理由。

    12月21日上午9时，劳荣枝案一审在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劳荣枝被指控涉嫌故意杀人罪、绑架罪、抢劫罪等三项罪名。公诉人宣读完公诉书后，劳荣枝当即表示“不认可”，称合谋不存在，自己也是受害者，参与作案是遭到法子英的胁迫。（12月22日澎湃新闻）

    由于此案的影响力，全国多家媒体对庭审现场和案件过程做了极为详尽的报道，基本脉络大致清晰。按照南昌市检察院的指控：在1996年至1999年期间，劳荣枝与法子英共同谋划在南昌、温州、常州、合肥犯下4起绑架、抢劫、故意杀人案件，其中劳荣枝参与杀害5人，并抢劫大量钱财。1999年7月23日，法子英在合肥与警方枪战时被抓获，并于同年年底被执行死刑。从此，劳荣枝开始了长达20年的逃亡生涯，直到2019年11月28日，在一家商场被抓获。

    劳荣枝案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她本人的较高颜值，形象的巨大反差，以及所涉命案的极端残暴。但排除这些法外因素，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在1996年到1999年发生的这四起案件中，劳荣枝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主动参与还是遭到法子英的胁迫？两个人的关系是共同谋划、分工协作，还是劳荣枝在胁迫下按指令行事？

    这些核心事实的认定，将关系到法院对此案的定罪量刑，也将直接决定劳荣枝的最终命运。绑架、抢劫、故意杀人，均为刑事重罪，且涉及人命，倘若有证据证明劳荣枝实质性在参与作案，那么即便是从犯，也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反之，如果劳荣枝确实受到法子英的胁迫，甚至是在自身安全被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她的罪责要小得多。两种结果差异巨大，这也是舆论最关切之处。

    法庭上，劳荣枝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对于几起命案，她均否认自己参与，表示不知情、没想到，把一切罪责都推给已经伏法的法子英。比如在熊某被杀案中，劳荣枝表示自己“坐台”并不是为了物色犯罪对象，其与熊某认识时已经与法子英分手。熊某的妻子和女儿被杀，她也以为“就是去谈判”。温州绑架杀人案中，劳荣枝也否认了检方所说的“以租房名义进行绑架”，认为租房是真实意愿。

    与此同时，劳荣枝极力打造自己“受害者”的人设。她表示，20年中，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她只是法子英的“搞钱和性欲工具”，法子英对她的伤害太大。她想过分手，但法子英以她的家人相威胁，“我只是想活，希望媒体不要妖魔化我”……

    不得不说，劳荣枝优雅的谈吐，清晰的论辩思路，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让人印象深刻。也正是这一点，让她招致舆论的极大反感。劳荣枝的遭遇当然有人同情，但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她心如蛇蝎。劳荣枝和法子英是情侣关系，在两人共同生活的几年里，人们很难相信她的清白。在独自逃亡的20年中，劳荣枝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生存能力，也无法与一个“无知少女”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更何况，在被杀的5人中，有3岁的女童，有完全无辜的“小木匠”，在这些巨大的不幸面前，劳荣枝真的有资格扮演“受害者”，搏取同情以获得轻判吗？

    劳荣枝的自述有多大的可信度，作为旁观者，我不做判断。但有一点，我是认可的，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劳荣枝确实是一个“受害者”。劳荣枝原本有着幸福的家庭、稳定的工作，但在结识法子英之后，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变。而且跟法子英这样的冷血杀人魔在一起，也确实很难摆脱。我想强调的是，受害者未必就不会变成加害者。如果说一开始她是由于无知，被蒙骗与魔鬼同行的话，那么后来她越陷越深，实际上已经变成魔鬼，“我想活”不是让他人死的理由。不管是受胁迫还是主动作恶，事实就是，如果没有劳荣枝，法子英一个人无法完成几起绑架杀人案。

    由于时间久远，当事人多已遭到杀害，许多人证、物证无从查证，完全还原真相已经不可能。对此，只能一切以证据为准，有一分证据定一分罪。但我们依然相信，法律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受害者以正义。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那就是，一个人千万不能走错路，有些路一旦走错，就永远无法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