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大章

    最早见到赵学勇先生，是在2018年师兄师姐的毕业论文答辩现场。

    答辩会从早上八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中午休息了一个小时，其余时间全都在紧张进行。别说一直坐在台上的答辩委员们了，就是我们这些能随时出门松松筋骨的旁听者，都感觉到了极度的疲倦。然而，先生一直端坐前台，始终保持着谦和的微笑，就算遇到论文不尽如意者，也是和蔼地鼓励。

    我当时便被先生儒雅的风度所折服，觉得这才是一个大学者应有的涵养：不急不躁，虚怀若谷。

    有时，我不得不感叹命运的神奇——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年以后，我竟被先生收归门下，成了先生的博士生。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彻夜难眠。当我在西安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再次见到先生时，亲切感油然而生。先生满头银发，说话时还是那么不急不缓，透着一股柔和的力量。

    先生祖籍陕西，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师从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王瑶先生的弟子吴小美先生，于兰州工作了近三十年，后于2005年回到家乡陕西，继续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时至今日。先生可谓一生都扎根西北，把岁月奉献给了西部的高等教育事业。

    有一次上课，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件他的往事：先生曾到陕北插队，在当地一家小煤窑里挖煤，有一次，先生钻到地底去挖煤的时候，小煤窑发生事故突然塌了，把先生活活埋在了地下，先生曾以为自己就这样去了，但后来在工友们的全力抢救下，先生被刨了出来，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先生在叙述往事的时候，依然微笑着，不急不缓，甚至连语调都没变，就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一样。当时，我们作为听者，个个都为先生捏了一把汗，同时也庆幸先生平安无事，不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将会失去一颗璀璨耀眼的星。

    我从小就是一个“学渣”，再加上本科毕业后，荒废了十年，对学术很是生疏，故而先生布置的作业，总是完成得不好。但先生从不生气，总是轻言细语地跟我闲聊，以此来打开我的思路，就算到了极想生气时，先生也只是无奈地摇摇头，然后自顾自地笑笑说，那好吧，就这样吧！往往到了这时，我便低着头想钻到地底下去。

    先生跟我们讨论学术，不分地点和场合，也从不正襟危坐。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看书，先生打来电话，问我在哪，说他办公室漏水在装修，叫我找个地方讨论一下论文，我想了半天不知道哪里合适，先生说，就去你宿舍吧，我说宿舍条件极差，连个座位都没得，先生说，能说话就行。等我跑步赶到宿舍楼下的时候，先生正在那里等着，那一瞬间，我竟有一种落泪的冲动。

    先生对待学术极其认真，认真到苛刻的地步，这尤其体现在对待我们的论文上。先生修改论文十分细致，返回来的修改稿，到处都是细密的红色字体，密密麻麻，布满整个稿纸，弄得我们拿到修改稿时战战兢兢，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放寒假时先生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我完成以后交给先生，松了一口气，心想终于可以过个年了。不曾想，在腊月二十九的那天，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足足说了半个小时，从框架结构到思路方法，给了我很多建议，而后叫我尽早修改，改完再传给他看。挂掉电话，我呆立在老家的院子里，先生那伟岸而略显苍老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去年，武汉的一家杂志曾做过一次先生的访谈，在访谈中，先生详细回顾了和学术“纠缠”的一生。读完那篇访谈，先生的形象更加清晰。说不清楚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那篇访谈的题目：《以下沉的姿态求知问学》。

    以下沉的姿态求知问学——这，就是先生对待学问的态度；这，就是我们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