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程 权

相比于新增一个投诉、反映的渠道，群众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们更需要反思现有的信访、投诉渠道是否畅通，是否能真正解决好社会存在的“疑难杂症”，处理好群众关切的问题。

据封面新闻报道，2月7日，广西南宁将县市两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纪委书记(纪检监察组组长)的电话号码向社会公开。无独有偶，2月8日，安徽省亳州市也向社会公开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81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并表示要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2月9日，记者分别对南宁、亳州两地公布的多个号码进行拨打或发送短信，发现两地领导的电话虽然能打通，但接电话者则未必是领导本人。其中，南宁公布的46个号码均由统一的话务员安排接听，而亳州市委主要领导则称号码是本人的，并表示已接到不少来自群众和媒体的电话。

此前，各地试水公布党政领导的电话已屡见不鲜。公布的理由多种多样，例如优化营商环境、防治城市内涝、推行河（湖）长制度等。上至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下至街道办事处的党委书记、主任，多个城市不同的时间曾公布过领导干部的个人手机号码。

这样的举措，在推行之初往往引来一片叫好之声，但最终的结果却千差万别。有的能长期坚持下去，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有的地方则“虎头蛇尾”，在施行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领导电话无人接听、空号或接电话者自称不是本人的情况。这样的现象一度被舆论批评为懒政，并要求追究领导干部的责任。

对此，我们不禁要追问，公开领导干部电话的举措，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的问题？这一举措至今为何未在我国全面推行？

各地公布领导干部电话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在公布之前，应当考虑到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想好维持良性运转的机制。

领导干部公布电话之后，首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平衡本职工作与接听群众电话的问题。时任安徽砀山县委书记的朱学亮，在手机号码公布后，高峰期一天能接到200多个电话或短信，他对媒体称，这样虽然累，但能掌握基层实情。

不过，每天接听、接收200多个电话或短信，整理通话内容、再交办给相关部门，即便是对于专职话务员来说，这样的工作量也不轻松。

对领导干部来说，接听如此多的电话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开会期间要不要接电话？如果不接电话，对方是否会对政府和领导个人有看法？接了一通又一通电话，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否会被拖延？领导也是人，每天面对如此之多的电话，还有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如果以上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公开领导干部电话的举措最终演变成“虎头蛇尾”，也是必然的。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下群众向党和政府反映诉求的渠道其实并不少。通过各级政府的信访局、市长热线、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有政府网站中设立的各类“留言窗口”，群众都能把问题直接反馈到政府主管部门。

据我了解，对信访局、市长热线、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交办给相关职能部门处理的问题，内部有一套监督机制，如果基层部门处理不成功，会由上一级部门提级办理。

在信访渠道并不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公开主要领导的电话，确实需要三思而后行。南宁公布的46个领导电话，均由统一的话务员安排接听，虽然解决了领导个人接听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这一模式又和市长热线的工作模式极为相似。如果领导干部电话功能和信访局、市长热线、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功能重叠，这还能称为创新举措吗？

相比于新增一个投诉、反映的渠道，群众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们更需要反思现有的信访、投诉渠道是否畅通，是否能真正解决好社会存在的“疑难杂症”，处理好群众关切的问题。如果某些渠道不畅通，我们更需要找到其症结，想办法解决好“肠梗阻”，这比新增加投诉、反映的渠道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