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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云南书法概述

□ 刘文全

书法是一种造型艺术,但在更深层次上却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云南虽然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但书法艺术却是名家辈出,所谓“滇中翰墨,笔惊风雨”,即是云南书法艺术史的真实写照。

自楚国将军庄蹻入滇(公元前277年),至汉武帝赐滇王金印(公元前109年),古滇便与中原有了交流,文化也以滇池地区为中心开始向四周扩散。云南历史上一批重要的碑刻石碣既记载着历史在此间的变革,也展现着书法艺术在西南地区的衍进。东汉稚拙的《延光四年封地刻石》(公元132年)和典雅的《孟孝琚碑》(公元156年)呈现了汉隶风雅的遗韵,南朝《爨宝子碑》(公元405年)、《爨龙颜碑》(公元458年)的奇崛是隶楷过渡的见证,唐《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公元698年)、《南诏德化碑》(公元766年)、《袁滋摩崖石刻》(公元794年)等已是完备的楷书。而《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971年)、《元世祖平云南碑》(1312年)则连接了宋元之际的云南书法。明清以来,杨一清、释大错、释无住、释担当、阚祯兆、马汝为、钱南园等名家的书法,名扬海内,见证了云南书法艺术的发展。

近百年来,国家民族历经磨难,兴洋务,抗外辱,驱强敌,致中兴。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写就了感天动地的生命篇章。而书法也在这百年巨变中,藉此焕发出她特有的辉光。

在云南,百年之初,有赵藩、陈荣昌、袁嘉谷、周钟岳、李根源等一批书法名家承之于前。他们既是当时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享誉海内的学者和书法家。

剑川赵藩(1851—1927),以题成都武侯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一联而名响学界,其书法气势开张,字正风清,浑朴敦厚,深得颜体雄厚宽博之神韵。所书孙髯翁《昆明大观楼长联》悬挂至今,书学理论界认为,百余年来工颜体书法无出其右者。

昆明陈荣昌(1860—1935),清光绪九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贵州学台和山东学台,毕身致力于教育,是云南近代文教界的开山宗师,袁嘉谷、陈古逸、李根源等一批名士均为其门下弟子,云南督军唐继尧也曾得其举荐而得以留学日本。其书法承颜鲁公之源,继钱南园之渊,启袁嘉谷之流,颇具影响。袁嘉谷在清末经济特科典中特元,1909年任京城图书编译局局长时曾作了重要努力,使敦煌遗书得到有效保护。辛亥革命后他回云南,致力于文教事业,主编了《云南丛书》《滇文丛录》,任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教授。其书法传颜(真卿)体之厚、钱(南园)书之正,自树一家风范,后人称为“袁家书”。陈、袁二先生的书法在云南流传甚广,影响也巨大。云南各地名胜古迹多留有他们的匾联、刻石。李根源于1903年师从陈荣昌,后公费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为云南陆军讲武堂首任监督,参与辛亥革命,在抗战时期,力主拒敌于怒江以西。李根源注重金石碑版的收集和钻研,其书法得北碑雄强之气魄。

抗战期间国立艺专(今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迁至昆明滇池南岸办学2年。滕固、林风眠、潘天寿、江小鹣、常书鸿、李霖灿、吴冠中、赵无极等一大批艺术家汇集昆明,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关山月等画家先后在昆明举办画展,闻一多、唐兰、蒋维崧、胡小石等书法名家也避乱来昆,作为大后方的昆明,文化艺术之花奇迹般地璀璨一时。其间,王坚白、陈古逸、布震宇、马竹禅、梁书农等云南书法家颇负时誉。抗战胜利后,各大学和各学术机构纷纷返迁,一度作为文化中心的昆明,书画艺术又归于沉寂。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公共文化事业高度重视,书法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门大众艺术。1980年《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在沈阳举行,黄继龄、王白纯、周岳年、邢孝移等10位云南书法家的作品入选,这也是至今为止,云南入选作品最多的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黄继龄等3位书法家作为云南代表出席。1984年,经李群杰、周善甫、黄继龄、尚文、宣伯超、周岳年、王白纯、李坚冰(女)等一批我省书法家共同发起,在省委宣传部的关心支持下,召开了全省第一届书法家代表大会,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顾委副主任高治国,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云南省文联正式组建中国书法家协会云南分会,德高望重的著名老书法家李群杰当选主席,云南书法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时涌现了一批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书法家,其中以李群杰、周善甫、黄继龄、尚文、张苇研五老的艺术成就最为卓著。

李群杰(1912—2008),纳西族,云南丽江人,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云南分会(云南省书法家协会)的主要创建人。早年师从乡贤张文湛临帖习书,后得邹鲁、袁嘉谷、袁丕佑的指点,主攻颜体书法,精研何绍基书风,60年风雨人生路,铸就了他博大飘逸的书风,被誉为书坛“南天一柱”。

周善甫(1914—1998),原名樊(后改为凡),字善甫,晚号六松堂老人,纳西族,云南丽江人,我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是一位生活在祖国西南边疆,却为中华民族核心精神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一代哲人。周善甫著述之余,喜爱临池挥毫。他的书法能将丰富而深厚的学养自然融入笔端,每当笔酣墨畅之际,往往毫随神驰,已不是写字而是在写意了,故行笔清正融和,结构骨秀神清,布局大气从容,格调极高,已自成一家风范。所创“简草”书体融行草、今草于一炉,墨韵苍润,风格独标。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书法大家,其书法以浓郁的书卷气卓然自立于20世纪的中国书坛。

黄继龄(1913—1991),湖南澧县人,造诣精深的书法篆刻家。1934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师从林风眠、李超士习油画,师从潘天寿、吴茀之学国画和篆刻。其艺术特点是融金石书画为一炉,三者互为补益,其中金石篆刻的成就最高。他运刀如泰山崩石,气势骇然,体现出高古沉雄、博大精深的内涵,在近现代印坛独树一帜。与邢孝移、杜乙简、段雪峰并称云南印坛四大名家。他65岁后创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印谱》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篆刻史上的名作巨制。

张苇研(1913—2000),号一禅,浙江浦江县人,抗战胜利后定居昆明。

张苇研擅长山水,精于花鸟,笔墨雄浑厚重,设色古拙高雅。其书法早期工行楷,后得力于王铎、傅山诸家,用笔老辣苍古,结体自然质朴,布局潇洒灵动,颇具大家风范。他偶尔刻印,取法浙派,注重含蓄浑厚,功力十分深湛。与吴茀之、诸乐三、张振铎等承袭吴老缶风韵不同,张苇研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而又蕴藉浙派风格的著名国画家。

尚文(1916—2001),河北定县人,抗战期间辗转华北投入抗日救亡宣传。1948年在作家冯牧的动员下,时任《河南民报》总编辑的尚文携笔从戎,参加二野四兵团南下解放云南,离休前为昆明军区政治部研究室研究员。

尚文与李群杰、黄继龄是云南最早的3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也是人民军队内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尚文自幼喜爱书法,中壮年时代随军征战,直至晚年才潜心钻研书艺。其书法融爨字的端庄厚朴、板桥六分书趣味天成以及何绍基行书的洒脱飘逸于一炉,用笔老辣苍劲,布局潇洒从容,风格彰然。

与20世纪上半叶的书法家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云南书法艺术无论在表现手法和艺术 创作思想上,都展现出异彩纷呈、百家争艳的格局,尤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书法一度在全国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不必讳言的是,迈入2000年,云南书法作品在全国性的重要展览和评比中露面越来越少,尤其是每4年一届的《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甚至出现多届只有1~2件云南的作品入选……几乎在全国殿后了,2016年以前,云南的全国会员的数量在西部省区一直靠后,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新枝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今天的云南书法艺术发展得枝繁叶茂了,这和周善甫、李群杰、黄继龄、张苇研、尚文以及马曜、周岳年、宋文熙、莫耀宗、王白纯、宣伯超、施菊轩、解德厚、邢孝移、段雪峰、杜乙简、李坚冰(女)、朱明、谢饮涧、詹明录、孙太初、顾峰等老一辈书法家所起到的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分不开。在他们的培养下,任逸浩(彝族)、杨向阳、杨修品、罗江(彝族)、杜建民、王家宁、劳伟、陈正义、冯国语、郭伟、张诚、王献生、沈健、陈鸿翎、赵志杰(女)、李自华、赵浩如、王志泓(纳西族)、蒋大康、谢恒、潘应照、寇子皓等一批书法家成长起来,他们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艰辛探索,谱写了云南书法艺术的新篇章。

进入新时代,一批年轻人已经在云南书坛崭露头角。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的距离,书法这种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符号,愈发受到世人的关注,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书法艺术必将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发挥出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下转A08-09版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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