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梦云

我是在1997年的秋天，从滇西的丽江永胜县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读书的。那时候我住在一二一大街师大本部的男生宿舍楼，而上课，主要是在走进学校正大门之后，左手边有瓦顶、水磨石外观的一幢和二幢教学楼里。在教学楼后面三四十米，是一块草地和树丛，围着一幢与二幢教学楼一样的楼房，那里就是师大地理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办公楼了，这三个系的办公室依次分布在一楼、二楼和三楼。

我也就是那时遇见方龄贵先生的。大一每周有一两次，我们会在二幢一楼靠近出口的教室里，上李勤老师的《世界上古中古史》。课间休息，李老师喜欢走出教室，站在出口处、树丛旁，拎着水杯休息，呼吸室外清新的空气。我们则三三两两，和她站在一起聊天，或者询问学习中遇到的那些不懂或者感兴趣的问题。有时候，就会看见一个身着青蓝色中山装，脚着布鞋，有点胖，步履蹒跚的老者，从林荫道里走向系办公楼，或者从办公楼出来，沿着林荫道慢慢地离开，手里拿着或者臂弯处夹着一些报刊和信件。李老师有时会和他打招呼，转头深情地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历史系的老教授——方龄贵先生。我们也只是报之以微笑，并和老人礼节性地点头致意，我们哪里懂得方龄贵是何方神圣。只是老人朴素的衣着、满头的银发、像中风患者预后有点拖拉的脚步，还有他在办公楼或者林荫道一步一步、慢慢消失的背影，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后来，我们才知道方龄贵先生是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享誉全国的元蒙史大家，曾经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从未给我们本科生上过课，或者做过讲座。我们学生很少了解师大历史系会有这样一位大牌老教授，也无从去了解他的学术人生，感受他的师者意气，或者是通过他去了解、感知西南联大鲜活的历史，想想真的是一种说不出的遗憾和悲凉。

2001年大学毕业，在离开那座让人魂牵梦萦的美丽校园之前，我曾经去拜会我的老师朱端强先生和何磊先生，请他们分别为我的毕业纪念册题字留念，并表达了自己幼稚的想法。我总感觉我们在大学学习了四年，对我们老师上课的情况比较了解，比如他们上课的神态举止、说话的口吻，平时讲话的口头禅，有时还会惟妙惟肖地模仿，或者在宿舍里熄灯之后，躺在床上谈论着某位老师。突然门头上的喇叭声响起，在宿管办公室值班的“双达标”校友或者学长会在里面警告我们：“宿舍里的同学不要讲话了，睡觉咯。”听到这声音，大家连忙收起话头和笑声，掩上被子安静地睡觉。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老师，他们在学术上写过什么样的文章，出过什么样的著作，真的是不甚了解，知之太少，就如方龄贵先生，几乎就是一个空白。

两位先生微笑着肯定了我的想法，并鼓励我今后到达工作的地方之后，有时间多读书、多思考，以后考回师大来读研究生。若干年过去了，我并没有能够遵照先生之愿，回到师大继续跟他们游学，感觉非常愧对老师的期望。只是我依然在工作、生活的缝隙里，坚持阅读、思考，将自己的所感、所思、所想写下来写出来，偶有小文章刊发，觉得可以减少一点内心的惭愧，这也成为激励我自己读书、写作的另一种动力。

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曰：“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如今方龄贵先生已逝，当年系里那些教过我们的先生们，有的走了，有的垂垂老矣。在这个雨水来临的夏天，借邹建达院长《方龄贵：蒙元史的深耕者》（文见《云南日报》“文史哲”副刊，2024年5月27日），重温方龄贵先生的故事，怀念那个已经渐行渐远的校园，想念校园里的花开花落、民主草坪上的闻一多塑像、图书馆前的小翠湖，以及传承着西南联大文化和历史的联大旧教室、纪念馆，当然，还有如方龄贵先生一样的老师们——他们的背影，在校园的林荫道、教室内外，祥和、宁静，却总给人向往和奋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