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明曾是云南首富、广西首富，2019年6月29日在广西钦州监狱病逝。在黎东明去世几个月后，他留下的百亿遗产争夺战打响。5年来，黎东明妻子覃女士与黎东明前妻之女黎某青打起了连环官司。在这个过程中，黎某青一方向法院提交的一份由昆明市明信公证处（以下简称“明信公证处”）2名公证人员出具的“现场工作记录”，令覃女士疑窦丛生。
遗产争夺战
首富死后
蒙自矿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自矿冶”）是红河州一家著名民营企业，公司资产含矿场在内价值上百亿元。2002年11月、2007年10月，黎东明分别将蒙自矿冶6.2%和0.3%的股权出让给现在的第二、第三股东，黎东明保留了93.5%的股权。
据了解，2001年7月17日，黎东明名下位于广西南丹的拉甲坡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黎东明被判刑20年。入狱后，黎东明曾保外就医，后来又被收监服刑，直到2019年6月29日在钦州监狱病逝。
“企业的事，一直是丈夫委托的人在管理……”覃女士说，处理好丈夫的后事后，她来到蒙自矿冶办公楼门前，想了解一下公司的经营状况，却被保安拦在门外。
2020年1月，覃女士专门向蒙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去函件，大概内容是告知股权登记机关不要办理蒙自矿冶的股东变更登记。同时，黎东明在临沧云县及镇康还有两家持有股权的矿冶公司，覃女士给镇康和云县两地股权登记机关发去函件后，股权至今仍在黎东明名下。
股东被变更
“2020年4月17日，丈夫持有的蒙自矿冶93.5%股权被变更在黎某青名下。据蒙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转述，黎某青出示了黎东明于2018年3月9日签署的《委托书》及《股权转让协议》。我觉得事情非常蹊跷，黎东明在监狱服刑，二股东也在服刑，连股东会决议和登记条件都不具备，股权怎么可能就变更在黎某青的名下呢？”覃女士说，丈夫去世后，要变更股东，只有合法的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并同意后才能变更登记。
“我对这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有疑义。签协议时，丈夫身体状况很不好，且在监狱服刑，监狱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不能随便进出。而且，蒙自矿冶的股权是我和丈夫共有财产，丈夫个人不能擅自转让给他人。”覃女士说，蒙自矿冶名下财产近百亿元，黎某青只花了4778万元就获得转让，明显不合常理。
“为此，我们双方打了一系列的官司，这些连环官司中，均与一份没有公证书的跨省公证息息相关。”覃女士说，这份“跨省公证”存在诸多疑点。
覃女士提出五大疑点
公证处指派公证员跨省公证是否违法
覃女士提供的一份明信公证处2名公证人员出具的“现场工作记录”（时间为2018年3月9日）显示，该公证行为的发生是根据申请人黎东明委托黎某青提出公证申请，明信公证处指派公证员许某及业务助理毛某到广西钦州监狱做公证。2018年3月9日下午3时52分，黎某青和2名公证员共同来到钦州监狱，办理黎东明提出的公证申请。
2名公证员做完相关工作后，制作了一份“现场工作记录”并在其上签名，但并没有加盖明信公证处的印章。
对此，覃女士认为，如果这份“现场工作记录”是真实的公证行为，丈夫在钦州监狱服刑，为何不找当地的公证机构来公证，却要找远在昆明的明信公证处来做呢？况且，丈夫服刑期间，她每月按期到监狱探望丈夫，黎东明从未提起过要对蒙自矿冶股权转让做公证的事。
覃女士说：“假设真的是明信公证处指派公证员去广西钦州监狱进行公证，明信公证处为何不出具公证书，却让公证员写了一份‘现场工作记录’？公证员的行为能发生法律效力吗？”
“在我与黎某青的所有诉讼案件中，黎某青均以明信公证处出具的‘现场工作记录’来替代本应该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书，以此来混淆视听。”覃女士说。
为何不提交公证过程的录音录像
前述“现场工作记录”记载：2018年3月9日下午4时3分，公证员与黎某青一同来到钦州市钦州监狱时，公证员使用手机对监狱现场进行拍照，共拍摄现场照片2张。
覃女士认为，这2张照片是钦州监狱的外貌，任何人去监狱外，都可以拍到这样的照片。按照公证员执业惯例，公证机构在制作公证书时，公证员都要对公证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和拍照，以此证实公证的真实性、客观性。“2018年3月9日，如果2名公证员做了公证，公证员可以用手机进行录音录像，这并不是难事；如果监狱不允许录音录像，就没有客观证据证实《股权转让协议》是黎东明所签。”覃女士说。
15分钟如何完成50余份公证文书事项
“现场工作记录”显示：2018年3月9日下午4时35分，2名公证员和黎某青会见手续办理完毕，在1名民警带领下通过安检进入到钦州监狱监管区。当日下午5时5分，2名公证员在监管区五监区一楼会议室见到申请人黎东明，在告知其相关事项后，黎东明在相关文书上签字并按手印；当日下午5时20分，会见签字工作全部结束，2名公证员与黎某青一同离开监管区。“2名公证员只用了15分钟就完成了所有的公证流程。”覃女士说。
诉讼中，黎某青的代理人向法庭陈述，公证员完成公证流程后，将50余份公证资料全部带回明信公证处档案室保存。
覃女士说：“如果这份‘现场工作记录’真实，从公证谈话到告知、从公证笔录到签字，共50多份文书，此外还有2份1800多字的手写询问笔录，15分钟能完成这些工作吗？”
公证机构为何没有公证书
在连环诉讼中，黎某青一方向法庭出具了明信公证处作出的“黎某青向明信公证处调取证据”的公证书，而明信公证处指派公证员到广西钦州监狱做了公证后，并没有出具公证书。
覃女士说：“2018年3月9日，明信公证处指派公证员远赴广西钦州，耗费人力、物力，为何不出具公证书呢？明信公证处仅能出具由2名公证员签字的‘现场工作记录’，以证实公证的真实性，但这并不能让人信服。”
公证行为是否存在
在系列诉讼期间，覃女士一方多次提出：申请调取钦州监狱和明信公证处于2018年3月9日黎东明签字时的客观证据。监狱回复：“公证员去过监狱。”
覃女士说：“按照钦州监狱的回复，公证员确实到过监狱，但公证员与丈夫之间是否存在公证事项就不清楚了。”
一名涉事公证员回应
有些提问不必回答
3月2日下午，记者采访了涉事公证员许某。
“2018年3月9日，你、毛某及黎某青一起到钦州监狱做公证一事，是否违反了《公证法》禁止公证员跨省公证的相关规定？”记者问。
许某：“没有这种说法，企业在云南，申请当事人也在云南，我们受公证机构指派去做公证，并不违法。”
“你们在监狱会议室里见到黎东明后，用了15分钟做完整个公证流程，是否符合常理？”记者问。
许某：“我没必要回答，相关法院在判决书中说得很清楚了。”
“你们做完整个公证流程后，为何没有出具公证书呢？”记者问。
许某：“这个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在法院的判决书中说得很清楚了。”
“你们在监狱里做完公证流程后，相关文件是如何处理的？”记者问。
许某：“我们是按照《公证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的。”
许某称，他已调离明信公证处，到其他单位供职了。同时，许某也拒绝提供另一名涉事公证员毛某的联系方式。
本报记者 柏立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