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牛月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慢到一封信要走半个月，慢到一辈子读不透一本书。

一个下雨的周末，我翻整旧书柜，一本《古诗十九首》滑下来，掉出一沓纸，边角卷着。我蹲下身，一张一张拾起来——是稿纸，绿格子的，那时学生的作文纸。上面爬满蓝黑墨水的钢笔字迹，是我写的。

我捧着那沓稿纸，坐在书房的地板上，看了很久。过去的日子倏忽而逝，一沓稿纸帮我记着。

199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闽南一所侨建学校任教。那时怀揣文学梦，开始写作投稿。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写东西先用学生用的作文纸打草稿，再用稿纸誊写，装进信封，投寄出去。

誊写用的稿纸，有红格子的，有浅绿格子的，一张有300格或400格，顶端印着“稿纸”二字，右下角一般印着单位的名称。商店里卖的稿纸，没有单位名头，我舍不得买——何况要到县城才有，离学校二十多公里。

父亲那时在学区工作，他单位有稿纸，绿格子的。他拿过两本给我。

有一次投稿，我忘了写地址。编辑把样刊寄到父亲单位。校长知道了，说我会写作、还发表了作品，很高兴，把我父亲也夸了一番。校长特意送了我好几本稿纸。他儿子在镇政府工作，也拿了几本给我。我心里热乎乎的。

还有一次，父亲到市里开会。省吃俭用的他特意给我买了十本稿纸。十本啊。我用了很长时间，每一本都舍不得浪费。

一位同学调到县政府大院工作。我进城特意去找他，大胆开口要稿纸。他好像很为难，犹豫了一下，说稿纸他们也是限量用的。他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撕了半本给我。我本想多要几本，这下有些失落。但还是感谢他——他也不容易。那半本稿纸上面印着“人民政府”几个字，端端正正，很亮眼。拿回来，我舍不得用。那好像是身份的象征。后来到底怎么用掉的，不记得了。但那种舍不得的心情，至今还记得。

后来，妻子到学校做打字、印刷工作。我们借工作之便，自己刻蜡纸，印了一些稿纸，偷偷地用。但被同事告发了。我知道自己理亏，特意去找校长。校长淡淡地说：“知错改了就好。”又说：“那就为学校写一篇文章吧。”在校长的支持下，我写了一篇报道，发在县里的“乡讯”上，整整一版。校长很高兴，自己掏钱请我喝酒，还在教师会上表扬了我。我还办了“岩峰”文学社，油印了十期《枫叶红》社刊。

1998年秋天，我到一所乡下中学任教导处副主任，从此走上学校行政管理的路。那时，学校里大家都还用稿纸写东西，电脑虽然有了，但只有一台，有专人负责打字。我建议校长印刷一些稿纸，校长答应了。从此，我用稿纸方便了，反而不那么珍惜了。创作和发表的热情，也渐渐淡了，没有之前那股豪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爬格子”的日子远了，如今是“码字”。敲击键盘，字是浮的，改起来太容易，投稿用电子邮件，用微信。

是啊，从前每当铺开稿纸，拧开钢笔，吸满墨水，心里就有一种郑重。写错了，划掉，在旁边补。每个字都落在格子里，有重量，有声音。

顺便说一句，私用公家的财产是不对的，无论我写作用的是自己单位还是他人单位的稿纸，都不应该。但是当我回想那些真实的经历，总会因为其珍贵而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