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启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就读于一所工厂职工子弟学校。校园里到处能看到钢铁的痕迹，时时可听到钢铁声韵，校门、篮球架、单双杠、跳高支架，都是工厂自制的，就连上下课的钟声，也是发自一只废弃的“氧气瓶”。

校舍、教师宿舍、大礼堂都由工厂自筹自建，没要政府一分钱。与市里公办学校相比，子弟学校师资和生源或许稍逊一些，但师生身上都有一股“钢铁气质”——踏实、硬气、有担当。

记得一个大雪天，张老师不小心摔折了腿，才住院两天，他就拄着一根钢管改成的拐棍，坚持为我们上珠算课。他进教室时，早间的校钟刚停，余音还在教室里萦绕。他慢慢走进教室后缓缓取下围巾，摘下棉帽放在讲桌上，对着我们深鞠一躬：“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两天课……”我们当时都愣住了——从没见过老师先给学生鞠躬的，那一刻，教室静得能听见雪落的声音。他把大算盘挂在黑板边的钉子上，讲课由浅入深、娓娓道来，我很快就学会了珠算的加减法。课堂上除了噼里啪啦的算盘声，没有一丝杂音，也没有一个人捣乱。他忍痛授课的毅力，让我们由衷敬佩，也为他赢得了“铁老师”的称号。

初二时，物理课涉及工业制造内容。为了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靳老师想办法从厂里拖来一台报废的柴油机，摆在校园里边拆边讲。那堂课，机器是教具，操场是课堂，我们称之为“铁课堂”。

学校与家属区仅一墙之隔，师生在生活中走得很近。停电停水时，我们帮老师去附近单位抬水；老师发现谁家父母出差，就主动帮学生洗衣。我曾替一位女老师给家属院邻居送过信，她悄悄地喜欢上了邻居家的帅哥。我二姐考上重点大学时，初中班主任田老师专门登门道贺，还送来一只崭新的搪瓷盆和一条毛巾。点滴之间，师生结下了质朴而牢固的“铁关系”。

校园里最奇特造型的是那口废弃的氧气瓶校钟，足足有两米高，碗口粗细。那时电力紧张，电铃基本用不上，上下课无奈以敲钟为号。学校曾试过用钢轨、熟铁块等当钟敲，声音皆闷，效果不佳。

这口氧气瓶大钟挂在一棵梧桐树上，敲起来震耳响，之后，钟声绵延轻盈，旋、飘、浸，如绵似纱地覆盖整个校园、家属区。更有诗意的是，春天敲钟时，梧桐树也跟着震颤摇曳，梧桐花也会伴着钟声飘落几朵，仿佛钟声里也有芳香。

我曾因午睡过头，在预备钟声中惊起，狂奔到校，五分钟内冲进教室——那声音如号令，如使命，催促我们不敢懈怠。

我们班几个男同学对校钟充满了好奇，渐渐成了它的“铁杆朋友”。傍晚放学后，我们趁传达室师傅做饭时，偷偷跑去敲几下，等师傅闻声出来，我们迅速躲进厕所，看着他四处张望的样子，窃笑不已。

我在校园的钟声里，度过了八年时光，在纷繁的日子里，大铁钟风雨无阻，倔强地鸣响，以它特有的韵律，把一所不起眼的工厂子弟学校的声誉震响：两个初中毕业班，八十余人，有的考上了省重点高中，继而考入清华、北京交大、北师大等重点大学；有的读小中专，转干部，念电大，最终考上了研究生；有的光荣入伍，进军校深造……它敲开的，是我们走向远方的门。

我考上省重点高中后，暑假里，还特意到校敲了八下钟，纪念在此度过的八年时间。

世事变迁，后来工厂倒闭，子弟学校并入公立学校，原址他用。但那些老师、那口钟、那段时光，却常入我梦，难以忘怀。在我的心里，那钟声如水波涟漪，一圈圈荡开，从未散去。它一直是圆的，如时光的环，稳稳套住了我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