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崇伟

昭通被称为秋城。比起春城，这里的冷，来得更早，也更深一些。

住在昭阳区主干道旁的酒店，窗口对着街。傍晚去找吃的，顺导航走两公里，找到一家“闻晓木桶鱼”。端上一只朴素的木桶，里面盛着片好的生鱼片。服务员提来一小桶烧得滚烫的鹅卵石，哗地倾入，热气猛地蹿起，嗞嗞作响，随即盖上木盖。不过几分钟，揭开盖子，鱼便熟了。汤色奶白，鱼肉轻轻一抿就化开。吃下去，一股温热从喉头落到胃里，窗外的凛冽似乎被隔开了一层。

次日早晨，气温只有五摄氏度。在“阿望米线”铺子要了碗鸡丝米线，添了勺本地辣子，红油浮在汤面。吃得背上渗出薄汗，推门出去，冷风迎面一扑，那点热气瞬间就散了。于是加快了步子，往古城方向去。

古城的入口并不张扬。一块石碑立在道旁，上面刻着“昭通古城”，底下有一行小字：清雍正十年建。算来，已近三百年。走进去，脚下是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亮汪汪的，石面并不平整，踩上去能感到隐约的起伏。路两旁是旧式铺面，门板是老木头，招牌却是新的，卖些茶叶、红糖、本地的苹果。阳光斜斜地从屋檐切下来，落在石板上，把人的影子拉得细长。

听说这古城的布局形似一只龟。我站在街中，自然看不全，只觉得巷子多，纵横交错，静悄悄地通向各处。清乾隆、嘉庆年间，这里因铜矿而兴盛，四方商贾云集，故有“搬不完的昭通”一说。到了民国，街道拓宽，又添了些西式拱券的门廊，于是得了“小昆明”的别称。历史便这样一层压着一层，如同老树的年轮，须得慢走，才能瞧出纹路。

文渊街上的文庙安静。院内的石板是新铺的，柱子漆色鲜亮，显然是修葺过的。院角那棵老槐树却是旧的，树干粗粝，需两人合抱。树下立着小牌，写着它已两百多岁了。站在树下，看光斑从枝叶间漏下，风一来，枝叶便轻轻晃动。旁边一个小石龛里，存放着从东汉墓移来的碑刻，字迹不大辨得清了。这些物件沉默着，却比任何文字都更确凿地印证着时间。

过街楼横跨在窄巷之上，楼下过人，楼上是一间小阁，木窗虚掩着。想见多少年前，有人从那窗口望下去，看见挑担的、骑马的、坐轿的，一片熙攘。而今楼下安静，只有几位老人坐在石阶上，晒着太阳。

转到另一条石板街，寻见姜亮夫故居。他是一代学人，生于此地。小院清简，竹椅空置，仿佛主人刚离座未久。他的塑像立在堂前，戴鸭舌帽，拄手杖，镜片后的目光温和而专注。我伫立片刻，想起他那些关于楚辞的著述。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牵连，往往如此：他从这里出发，把名字留在远方，而故乡守着他最初的模样，像夹在书页里的一枚印记。

走到中心广场，地上嵌着一幅巨大的古城地图，铜铸的，被人走得光亮。正中是“共赴国难”的雕塑，几尊军人模样的像，神情凝肃。侧面是旧时的镇署衙门，红漆大门紧闭，铜环生了锈。历史的庄重在此尚有遗存。但广场另一头，几位衣着鲜亮的大妈正随乐起舞，录音机里淌出欢快的调子。她们跳得投入，脸上漾着笑。那股活泼的、属于当下生活的气息，一下子漫开来，将历史的沉郁冲得淡了。

从广场往东，地势陡然斜倾。这便是陡街。青石板斜斜向下铺展，两旁是民国时的老建筑，砖木结构，拱形门窗，有的外墙皮脱落了，露出里面的青砖。铺子却新潮，咖啡馆、书店、小画廊，年轻人临窗坐着，安静地读书或对着电脑。新与旧在此相处坦然，互不相扰。

我慢慢向下走，至陡街低处，转身回望。晨光正敷在楼阁之上，玻璃幕墙反射出一片清亮。鲜明，透彻。

走出古城时，云层忽然裂开一道缝隙，阳光斜斜地泼洒下来，给那片灰瓦的轮廓镀上一道恍惚的金边。巷口早点铺的蒸笼白汽袅袅，卖苹果的妇人将最后两筐果子摆到显眼处，上学的孩童背着书包蹦跳在陡街的石板。先前的清寂仿佛被这光洗净了，人语与脚步声从各处浮起，古城苏醒了。

风里的冷依然真切，但石板路面上，光已有了温度。我顺着来路往回走，拐出巷口时，最后回望——那道窄窄的光隙正缓缓收拢，像轻轻合上一本读完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