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英团

    “王蒙老矣，写起爱情来仍然出生入死。王蒙衰乎？写起恋爱来有自己的观察体贴。”正如王蒙在最新出版的《生死恋》（前言）中所言，他“写起了小说……每枚细胞都在跳跃……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问世间情为何物？王蒙把这个“直教人生死相许”的问题抛给了《生死恋》中的“苏尔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这部小说集《生死恋》，在“打通了小说与散文、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虚构与非虚构、创作与评论之间的界限后，把小说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更是反映着历史的沧桑、社会的变迁以及王蒙先生对社会、对历史饱含着的那种浓浓的家国情怀。

    “最美的爱情几乎都在小说里面”，“从北京胡同的院子到世界，（小说集《生死恋》）连着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的中国和打开了的世界中的自己，‘生’‘爱’‘天’，诸如此类，岁月的海面、生活的岛屿，欲求的风浪、情感的船只，波动着命运欲说还休的流转，激荡着自我无从收放的惊涛。”王蒙说过，“文学家是深刻的人文主义者”，就算“生活欺骗了你”，他也“只能围绕着人，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人的情感……人的欲望来写作”，这既是“一种体验的过程”，更是“对人类精神框架的一种关注”：“它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自省能力，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反思的能力”。处身现代社会，以“三省吾身”之精神，在自省中知敬畏、受警醒、明方向，不仅仅是唤醒善意良知，更是对自我的超越。

    加谬说：“文学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却能使我们收获（受益）得更多。”确实，文学具有一种致命的力量，他可以让人忽略一些得失。有许多文学作品还承担着道德拷问，对自我和对人类的道德发出疑问。我们说一个作品比较厚重、有分量，常常是指它的道德拷问和道德辩解的含量。“我不是非要写爱情，而是爱情让我写。”在北京举行的新书发布会现场，王蒙先生分享了他的写作初衷。文学是一种挽留，是对人生酸甜苦辣的经历的挽留，是对青春岁月、一切美好的一种挽留。从1950年代饱含革命激情的青春之歌与激荡文坛的震颤之音，到1970年代的异域风情与时代隐喻，再到1980年代的艺术探索与内省哲思，直至1990年代的“季节系列”，王蒙矢志不渝地记录着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好故事。在《生死恋》中，我们不但窥见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的交织，更有王蒙对世间万象人生悖论的深度思考。

    王蒙说，“生活中有多少热爱就有多少冷淡，有多少浪漫就有多少庸俗，有多少善良就有多少恶毒。而在文学中，即使你泪如雨下，也会有种痛快的感觉。”《生死恋》收录了两篇中篇（《生死恋》《邮事》）、两篇短篇（《地中海幻想曲》《美丽的帽子》）。其中，通过讲述北京普通宅院里顿家和苏家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王蒙不但把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沧桑纳于男女主人公之“生死恋”叙事构建中，更用最凝练的文字、最深邃的语言去发现“美”，然后把这种“美”用反复斟酌过的文学昭示于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