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评论员 吴龙贵

二审改判的亮点在于，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充分考虑了现实情况的变化，将法理与情理相结合。对司法裁判的尺度拿捏，体现的与其说是法律的专业主义，不如说是法律的温度。

因为非法出售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太平洋鹦鹉11只，拥有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其他种类鹦鹉36只，昆明人张冰（化名）从2019年4月开始就身陷囹圄。昆明市盘龙区法院一审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张冰12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6万元。2021年11月8日，在检方坚持认为应维持原判的情况下，昆明中院二审改判张冰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万元。

从有期徒刑12年到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罚金也从6万元降到2万元，此案可谓峰回路转，当事人也可以暂时大大喘一口气。当然，这不是最终的判决结果。据张冰的代理律师表示，因昆明中院二审对张冰在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在《刑法》法定刑以下进行判刑，张冰一案的判决需要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才能生效，目前最高法的核准裁定尚未下达。

不过，即便处于悬而未决的状况，昆明中院在二审中，能够对这起颇具代表性的案件进行法定刑以下改判，依然是司法实践中非常有益也非常积极的一种探索。

应该说，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各有理据。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张冰被警方确认共经手了47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鹦鹉，一审法院认定其符合“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对其顶格判决，在法理上并无错误。

二审法院肯定了一审法院的定罪，但在量刑部分，昆明中院认为，“鉴于涉案鹦鹉已全部追回，未被用于非法放生或者食用等非法目的，亦未造成动物死亡和疫病传播等危害后果，且张冰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因而在综合全案因素之后，对量刑进行了大幅度缩减。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改判，并不意味着“野生动物不值得保护”，更不是对非法买卖野生动物行为的放纵。2020年12月18日公布的《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明确，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从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生存状况、人工繁育情况等8个方面，“综合评估案件社会危害性，作出妥当处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二审改判正是基于多方面因素而做出的。

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中的基本原则。通俗地说，犯多大的罪，就要承担多大的刑法责任。“买卖几只鹦鹉就获刑十多年，比贪污几百万元的判刑还重”，这显然与公众对法律的理解有出入，不符合公众心中的朴素正义，即一个案件的判决不能与最基本的常识相悖。事实上，即便是与强奸、故意伤害、拐卖人口等重罪相比，买卖几只鹦鹉的判刑很多时候更重，而就社会危害和主观恶意而言，前者要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审法院的改判，更符合公众的预期，也更接近刑法的本质。判2缓3及罚金2万，依然能够起到对类似犯罪惩戒的效果，达到刑罚的目的。

二审改判的亮点在于，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同时，充分考虑了现实情况的变化，将法理与情理相结合。此案之所以能够降二格改判，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案件所涉鹦鹉均为人工繁育，而非出自野生。而《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以及之后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均没有区分野生和人工繁育保护动物的处理。也就是说，贩卖几只人工繁育的鹦鹉，机械地套用法律，重判也可以，但考虑到没有对野生动物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轻判更为科学合理。对这个弹性空间，或者说对司法裁判的尺度拿捏，体现的与其说是法律的专业主义，不如说是法律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