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宏

有时候，人活着就是为了找一碗饭吃。

我出生在“幸福村”，过着并不幸福的童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我们家还很穷。不是我的家乡不好，也不是我的父母不勤劳，而是生产资料不够丰富，连续遭遇自然灾害，粮食年年减产，农民分到的粮较少，在有的农户家仅够吃半年，在冬季或春季就开始闹饥荒。我家五口人，哥哥外出当兵，父亲是生产队的大劳力，母亲给生产队养牛，他们挣的工分多，分到的粮食也较多。照理已够供全家人食用，还能吃上白米饭。但记忆中，我家常常吃玉米稀饭、红苕饭。原因是祖上遗留下来的房屋窄小，一家五口挤在一个房间居住，小孩渐渐长大了，生活不方便。在当时特别困难的情况下，父母只能节衣缩食，筹集资金购买木料，修建了一栋三开间的木房。新房亮亮堂堂，住进去宽敞舒适。房子建好后，家中住房条件虽然改善，但生活却更艰难了。

在我家乡，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在十点左右，晚饭在下午四五点钟。那年头我在一所完全小学读书。早上要去打一背猪草或弄一捆柴回家，吃完早饭，才背起书包去上学。若时间来不及，我就揣几个烧红苕边吃边跑，或抓起几团冷饭，边走边嚼。冷饭吃下肚有些灼心，很想喝水，到了学校就对准水龙头，猛喝几口，然后跑进教室。如遇下雨，父母不用到坡上劳动，我也不用去砍柴打猪草，就能吃到一顿热饭。热饭有时是糙米饭，即一点大米倒水煮沸后，和上几碗苞谷面，这样煮出来的饭虽然凝结成团，但口感不好，我却仍然爱吃，因为比起红苕饭强多了。红苕饭的煮法是往鼎罐舀进大量水，将一小盅米倒入罐中，然后将红苕洗净切成坨状放入罐里，用大火煎煮。火功不到，技术不好，红苕饭就会很稀，很难吃。开饭时，我用瓢撩开红苕，直插底部将米饭舀起，吃完饭挎起书包就开跑，父母假装没看见，端着一碗红苕慢慢吞咽。后来父母常念起这桩旧事，我感到脸红愧疚，难以言说。

我渴望吃上一碗白米饭。父亲见我挑食不爱吃苞谷面煮的稀饭，不爱吃红苕饭，就常常对我说，要吃白米饭就好好读书，将来像光伟叔、树常叔那样去工作，吃公家饭。光伟叔当过乡长、书记，树常叔官更大，在区公所工作，他俩都是我儿时的偶像。每次回家，他们穿着皮鞋、挎着皮包、提着收音机，让人羡慕。叫人欢喜的是递给我的水果糖，那甜蜜蜜的味道，沁透了我心，含在嘴里，舍不得嚼，让它慢慢溶化，吃完了就用舌头去舔糖纸，舍不得丢掉。父亲的激励像一粒种子，播种在我幼小的心田。

我吃上一顿白米饭的机会来了。土地下放到农户，邻居先明哥家的稻子最早成熟。开镰时，我自告奋勇请求去帮忙割稻谷。一想到能吃到白米饭，干活就特别卖劲，埋着头、弯着腰不停地割，只听见扑扑的割稻声。阳光照着金色的田野，照在割稻人身上，那一把把倒伏在田里的稻谷，似燃烧的火把，让人感到温暖明亮。身后打谷人的吆喝声、机器的轰鸣声，交织成一支嘹亮的山歌，回荡在丰收的土地。主人见稻谷丰收，也喜悦大方，请人在家推豆腐、打烧酒、煮大米饭，仿佛在办喜事，只为庆祝稻谷丰收。开饭时，我异常珍惜地端着饭碗，把白米饭放进嘴里，细细咀嚼，慢慢吞咽，品尝香甜滋味。

后来，偶尔吃一顿白米饭不算难了，但要顿顿吃上白米饭，在当时还是困难的。不久，我进入一所民办中学读书，教室设在一座破庙里，只有两个班。学校没有食堂，只能背着柴米油盐上学。为了支持我读书，父亲与母亲商议，让我每周背两斤大米和3斤苞谷面到学校住读，菜就是红苕、洋芋、四季豆、白菜、酸菜、老南瓜之类。按理说这样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应该知足。但其他同学顿顿吃白米饭，他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总觉得做错了什么事，抬不起头。周末回家，偶尔抱怨父母两句，嚷嚷着要背大米到学校煮，渴望顿顿吃上白米饭。父母总是叹着气，内疚地看着我。临走时，悄悄给我多添上一点米。

第一次中考我名落孙山。为实现吃白米饭的心愿，我请求父母支持我复读初三。终于考上了酉阳师范学校。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从学校回到家，仅仅两个小时，走了四十多里山路，仿佛在飞。我跃出龙门，可以顿顿吃上白米饭了！母亲见我给她争了气，叫父亲和妹妹将家中存放的稻谷和玉米背到集市上卖，换钱来给我买了一块手表、一件花格子衬衣，将我打扮一番，由父亲送我上学。离开家乡那天，母亲起得特别早，给我煮了一顿白米饭，炒了一碗腊肉，看着我吃下去，脸上堆满了笑容。

我师范毕业回家，母亲说现在的政策很好，又遇到风调雨顺，家家户户粮食都堆满了仓。有的人家还养了十几头猪，苞谷不够喂，就用稻米和黄豆喂，猪都吃上大米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震惊！

后来我当上警察，调到了县公安局。不仅吃到了白米饭，还穿上了公家衣。有一天，父亲打来电话，叮嘱我：“这日子来之不易，要惜福，把手中的饭碗端牢！”我噙着热泪，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父亲去世多年，他的话言犹在耳。一碗白米饭喂养了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