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娟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江南水乡的温润滋养了他的性情，也赋予他对饮食独特的品味。茶食，这种兼具茶之清雅与食之醇厚的小点，在他笔下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成了承载生活意趣与文化记忆的载体。翻阅他的散文集，那些散落其中的茶食故事，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联成一幅幅充满烟火气的文人生活画卷。

青年时期的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昆明街头的茶食便成了他苦读生活中的慰藉。他在《七里茶坊》中回忆，常与同学溜到文林街的小茶馆，花两角钱要一壶“霸王茶”——粗陶碗里泛着暗黄的茶汤，配着现烤的茴香豆。茶博士拎着长嘴铜壶表演“凤凰三点头”时，豆香混着茶香在鼻尖萦绕。他说：“那时的茶食粗糙，却因着青春的饥渴，连茴香豆的咸涩都成了美味。”

抗战胜利后，汪曾祺回到北平，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单位附近的饽饽铺成了他常去的地方。他在《胡同文化》里写过：“北京人管点心不叫点心，叫‘饽饽’。大八件、小八件，枣泥酥、萨其马，光听名字就透着皇城根下的讲究。”他尤爱“翻毛月饼”，薄如蝉翼的酥皮层层叠叠，轻轻一碰便簌簌落下，露出里面青红丝点缀的豆沙馅。有次同事打趣他：“汪先生，您这吃相倒像在拆一件古董。”他笑着答：“吃茶食本就是件雅事，急不得。”

1958年，汪曾祺被下放张家口劳动改造。艰苦的环境里，茶食成了他与故乡的精神纽带。他在《葡萄月令》中写道，秋天摘完葡萄后，会用剩下的残次果做“葡萄干”。把葡萄铺在苇席上晒，晚上收进布袋以防露水。待葡萄缩成皱巴巴的小团，咬开是蜜甜的果肉。“这土法做的葡萄干，比不上新疆的，却让我想起高邮老家的糖渍菱角。”他说。劳动间隙，他常与老乡分食这些自制茶食，粗糙的手掌捧着甜美的果实，苦涩的日子竟也泛出回甘。

改革开放后，汪曾祺重返文坛，茶食在他的生活中愈发不可或缺。他在《食豆饮水斋闲笔》里专门列了一章写“茶食”，从苏州的松子糖到扬州的绿豆糕，从杭州的定胜糕到福州的礼饼，字里行间透着对各地风物的熟稔。他尤爱扬州的“双麻酥”，芝麻裹着椒盐馅，咬开是咸甜交织的层次感。“这像极了人生。”他对来访的朋友说，“先苦后甜，甜里又藏着点涩，才够味。”

晚年定居北京后，汪曾祺的茶食清单里多了些“洋气”的点缀。女儿从国外带回的巧克力、曲奇，他总要配着龙井茶尝。“中西合璧，倒也别有风味。”他说。但最让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高邮老家的“焦屑”。这是用炒熟的糯米磨成的粉，吃时用开水冲调，撒把白糖，搅成糊状。他在《故乡的食物》里回忆：“小时候生病，母亲总给我做焦屑。热乎乎的甜糊糊滑进喉咙，病就好了一半。”1997年病重住院时，他仍念叨着想吃焦屑，女儿四处寻觅，终于在一家老字号买到。他吃了一口，眯着眼笑：“还是这个味。”

茶食不仅是汪曾祺的味觉记忆，更是他创作的灵感源泉。他在《受戒》里写小和尚明海吃“茵陈酒”，在《大淖记事》里写巧云卖“荷叶包”，连《端午的鸭蛋》里都要提一句“高邮的咸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红油就冒出来，配着茶食吃，绝了”。这些带着烟火气的细节，让他的文字有了温度，让读者仿佛能看到那个叼着烟斗、眯眼品茶的老头，正用一支笔勾勒着世间的美味与温情。

汪曾祺曾说：“文人不可无癖。”他的癖好，便是对茶食的痴迷。从昆明的茴香豆到北平的萨其马，从下放时的葡萄干到病床前的焦屑，这些小小的茶食，承载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故乡的眷恋，对人间烟火的深情。他用一支笔，将茶食的滋味化作永恒的文字，让后人在品味茶食时，也能触摸到那个时代文人的风骨与情怀。

如今，当我们咬下一口松子糖，或抿一口龙井茶，是否也能想起汪曾祺的话：“人生如茶食，先苦后甜，方知滋味。”这或许就是他留给世人最温暖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