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双福

盛夏时节，能寻到一处纳凉地儿，实在是件快意的事。

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在湖北房县的部队服役，我们住的平房后面有块十来平方米的空地，父亲特意铺上水泥，成了家里的纳凉区和休闲区。

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母亲总是把刚切好的西瓜摆在搪瓷盘里，父亲讲着部队里发生的趣事，母亲摘着菜篮子里明天要炒的豆角、韭菜等，我和弟弟、妹妹按捺不住，举着玻璃瓶往草丛里跑，去逮尾巴亮着小灯笼的萤火虫。“别跑远喽！”母亲的声音总追在身后，“草窠里有长虫呢！”我们便攥着玻璃瓶，在她视线能及的范围内蹦跳。瓶子里的萤火虫越来越多时，父亲会接过瓶子举到星空下，那些细碎的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把银河揉碎了撒进来。这样的夏夜，连蒲扇摇出的风都带着甜意，成了刻在记忆里的童年印章。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又一次工作调动，我们搬家来到了西安市长安区（那时候叫长安县）的王曲镇。镇子的西边有一条滈河，是天然的避暑地，河面宽阔，河水清得能数清水底圆石上的纹路。鱼虾在卵石间窜游，小螃蟹举着螯钳横着走，那时的人只当它们是水里的玩伴，捉起来看够了就放回河心。后来才知道，柳青写的《创业史》一书，笔下的“蛤蟆滩”就在这条河的皇甫，柳青去世后就葬在了这里，这也是他的遗愿，他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人民。

盛夏一到，滈河两岸就热闹了起来，一家子拖着凉席的，小恋人手牵手的，踩着河滩的土路慢慢走。风从河面溜过来，带着水汽拂过皮肤，没有空调的刺骨，却像给每个毛孔都按了摩，舒坦得直想叹气。青蛙在稻田里比赛似的叫，虫鸣声顺着水流淌，偶尔有风吹得莲叶翻卷，清幽幽的香就漫过来了，连呼吸都成了享受。

成家后，住在单位公房的最顶层，这一层住了我们三户。五楼的屋顶被太阳烤了一整天，傍晚开门时，热浪能把人顶个趔趄。空调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电风扇转得再欢，吹出来的也是闷热的风，屋里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

好在楼顶成了新据点，每天太阳刚擦着楼顶往下沉，三家子人就开始搬凉席、抱被褥。检修口搭着把两米长的木梯，男人先爬上去，女人在底下递东西，最后把孩子举过头顶，像递个软糯的小包裹。楼顶的风带着白日退去的热气，却比屋里清爽百倍。我们三家子，围着刚会蹒跚的孩子，看他指着远处的电线杆咿呀学语。远处的铁路上，蒸汽机车吐着黑烟慢悠悠驶过，两公里外的火电厂，三根烟囱总裹着灰云。第二天醒来，每个人鼻口都蒙着一层薄黑，却没人在意，前一晚仰头看见的星星，比这烟灰亮多了。

后来添了台彩色电视，楼顶更热闹了。太阳刚挨着地平线，男人们就抬着电视机往上搬，女人们端着切好的西红柿、西瓜。《霍元甲》的片头曲一响，三家的孩子就挤在凉席中间，大人们坐在边上摇蒲扇，剧情到紧张处，连远处火车的鸣笛声都盖不过议论声。要是突然落雨就更有意思了，女人们先抱着孩子顺梯子下去，男人们卷着凉席往楼下递，等把湿被褥都搬进屋，楼道里准能听见笑声，谁家的凉席忘了收，成了第二天早饭时的笑料，虽然狼狈却又令人愉悦。

如今，走在街上，满楼的空调外机嗡嗡作响，钻进空调房确实凉透了，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没有蒲扇摇出的风里混着的西瓜香，没有河岸边莲叶的清气，也没有楼顶黑夜里，三家子人抢着说剧情的热闹。那些带着烟火气的清凉，那些和自然、和邻里相依的夏夜，成了比空调风更珍贵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