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胜彪

已经是秋季了，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村民们正忙着收地里的玉米。地在山脚、山腰、山头上，有大有小，形状各异，就好像农民们有这本事，能用锄头给大山裁剪一件合身的衣裳。

村间小道上，我第一次见到女人叼着旱烟锅下地干活。我的同伴们忙着看山上跑下来觅食的猴子，而我的目光则无法从那些抽旱烟锅的女人身上移走。

我们来这个地方，纯粹是一种偶然。那天，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向当地人打听去多依河的路应该怎么走。当地人很客气，我们就多聊了几句，他们很真诚地建议我们，应该去山海子看看，那里有野猴、雾海、云村等，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所以我们就到了这里。

我们本打算在太阳出来之前去看雾海的，但精明的后勤官们则坚持要把午饭落实好了才能去。出门之前，我们开了一个会，人员作了明确分工，两辆车三个家庭共九个人，三个男家长任专职司机；三个女家长是后勤官；三个孩子则负责快乐。人们常说“女人是水做的”，我理解不了。在我看来，女人应该是上帝用尺子量着做的，她们的精明与心细让粗枝大叶的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整个村子没有一家专营的饭店。偶尔有房子宽敞一点的，会随意找来一块木板，在上面胡乱涂上“农家乐”“小吃店”之类的字样竖在房前就算是饭店了。有一家的牌子上写成了“农家东”，人生地不熟的，我不敢笑。现在正是农忙时节，等我们欣赏完风景回来，他们早就下地干活去了，那时还到哪里去弄吃的呢？

我们跟着森宇的妈妈朝一个叫“农家土鸡馆”的人家走去。她能说会道，是砍价的高手，也是点菜的高手。她点的菜，一盘青菜里有几片叶子她都要谈好。说是土鸡馆，其实就是一家农户，主人住在堂屋里，偏房改作餐馆。我们走进小院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正在缝一个草锅盖，我过去递给她一支烟。老人笑了笑，没接我的烟，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方言，就卷了一支旱烟装在烟锅里抽了起来。

一个系着花围腰的中年妇女迎了出来，森宇的妈妈向她说明，中午我们要在她家吃鸡肉火锅，问她都养些什么鸡。她把我们领到房子后面，栅栏里养着十多只土鸡。我们问她价格，妇女想了想，说：“就十六元一斤吧。”她接着解释道：“这段时间，抱到乡街上也是卖这个价。”森宇的妈妈大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问她：“十二点左右能不能做好？”她说做得好，让我们放心去玩。

从那里出来之后，大家都很疑惑，其他地方的馆子里，肉鸡、三黄鸡等都是四十元一斤，像这样的土鸡就更贵了，所以都纷纷猜测，这里面存在猫腻。大家都认为，店主应该是故意把鸡肉的价格压低，让我们开心地吃，完了再把小菜的价格抬高，让我们吃个哑巴亏。我们便想好了一个对策，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吃小菜了，让她再宰一只鸡给我们吃。

看雾海的观景台建在村子东面的一座山头上，当地人用木头修了一条简易的栈道上去。看得出来，这儿还没有深度开发。我胆小，有一些恐高，不过还是鼓起勇气上到了山顶。我们来得正是时候，从这里看，我们才发现这个小村子建在了悬崖边。从观景台往下看，下面是万丈深渊；朝远处看去，云雾缭绕，只露出若隐若现的山头来；太阳藏在天边的云雾里，漏出千丝万缕的金色光线。孩子们在悬空的玻璃栈道上欢呼，而我只敢站在边上看看，一步都不敢踩上去。

回到土鸡馆，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可能是太饿了，也可能是土鸡肉实在太鲜美，我们竟然忘记了此前的约定，风卷残云般地吃光了鸡肉，还吃了一盆嫩油菜、一盆洋芋、一盆青菜、一盆说不出名字的野菜，一电饭煲米饭也被一扫而光。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吃得最夸张的一次。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做饭的女人一直坐在院子里，只有在我们需要加菜时，她才会端着菜进来一趟，然后又有一些羞怯地出去了。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吊着一颗忐忑的心去结账，女人告诉我们给她九十六块钱就行了。我们愣住了，告诉妇女是不是忘记算小菜、米饭的钱了。妇女和善地笑笑，说小菜都是自己地里种出来的，不收钱；大米是自己稻田里产的，也不要钱；煮饭用了一度电，收三角钱；煮鸡、煮菜的柴火也是自己从山里捡来的，不需要出钱。

我们在去看云村的路上，总觉得亏欠了人家什么，所以又回去给了女人五十元钱。女人死活不收，我们再三地坚持，她拗不过我们，最后才勉强地收下。

村子后面的山高得很，站在山顶，远处的一个个村落就像挂在了天边、生在云里一样。这里的天，蓝得有些虚幻；这里的云，白得有些不像话；这里的天空，广阔深远得让我感到自己就像一粒没有重量的尘埃。

就在我们饱览了风景，回到停车的地方，打算返城的时候，我们发现花围腰妇女拎着满满的一提箩土鸡蛋等在那里。

这些年我去了不少的地方，最美的风景却被装在了一只提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