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亮

曾经，从海埂公园到昆阳，从海宴村到滇池对面的海口镇，滇池边的村庄基本以农业种植和捕捞为生，大片的农田在滇池岸畔。

九月份的昆明已经处于雨季的尾声。谷穗在烈日和暴雨的催促下渐渐饱满，慢慢地低下了头。

滇池水位在悄无声息中涨高，漫过了堤坝，大量的农田浸泡在水中，成了滇池一景中的“四围香稻”，成熟的谷穗离水面就更近了。

离收割的季节已经不远，可能十天二十天就要开镰，但我们生存的希望，就这样泡在了水中，咋不让人焦虑呢？

就在这样的季节里，在我们心急如焚的时候，正是滇池里鱼肥虾美的时节。大量的城市人员骑着自行车，来到滇池边的农田田埂上，拿出打气筒，把随车带来的汽车内胎打得胖鼓鼓，然后穿上大短裤，坐在内胎上划进稻田里。坐在轮胎上，甩出杆子，点燃一支香烟，像古时的姜太公一样，悠然地等待着鱼儿上钩。

这些人，无论是工人、干部，还是其他的城市群体；无论年龄小的还是年纪大的，不管男的还是女的，滇池边的村民都统称他们为钓鱼的“老工人”。

那个年代，什么都要凭票。吃肉要肉票，吃粮要粮票，就算你手上有点余钱，你如果没肉票，食品公司的门市上你也只能看看而已。而鱼虾富足的滇池，就给这些“老工人”家庭提供了改善生活的空间。有时候运气好，钓到的鱼多了，还可以分些给亲戚朋友一起改善伙食，能钓到鱼的“老工人”回到家是有家庭地位的，至少可以炸盘小鱼喝杯小酒。

我们家在滇池岸边，有的“老工人”不愿让自己的自行车被暴晒，就骑到我们家里寄存，然后步行几分钟到滇池边去钓鱼，晚上走的时候给两分钱的保管费。两分钱，刚好在那个年代可以买一盒火柴或一支冰棒。

其中有一位“老工人”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姓徐，是昆明城里一所小学的校长，戴一副宽边的眼镜，说话总是笑眯眯的，很和蔼。他基本上每周都来，有时还带上其他的朋友或同事来。因为我是在滇池边生活的人，有时我也传递些钓鱼信息给他，告诉他其他人在哪个窝子里可以钓到更多的鱼。徐老师试着去了也收获颇丰，他也就更喜欢来我们家停放自行车。每次来都问我：“这几天哪个窝子发了？”窝子发了，就是滇池边人说鱼多的意思。

那时我奶奶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家里养着鸡有鸡蛋，但奶奶想吃糖鸡蛋，家里却没有糖。供销社有糖卖，但要票，我们买不了。

后来我妈妈试着和徐老师说了一下，徐老师说他去想办法。在下一个星期天，徐老师带来了两块红砂糖，我们家那是如获珍宝。帮奶奶煮糖鸡蛋时，妈妈首先用切菜刀砍了指甲壳大的一块给我吃。那是我这一生中吃过最好吃的红砂糖。所以，“老工人”是我最甜美的记忆。

雨还在下，滇池水位还在上涨。

看看实在不行了，生产队长只好打开了大喇叭，通知村民们划船去采谷穗，那些谷秆只有待来年水退去之后再去割了。

上一个星期天在水淹稻田里钓到很多鱼的“老工人”，到下一个星期天，就邀约了更多的“老工人”来钓鱼。抱着必胜的信心，成群结队的“老工人”来谷田里钓鱼。大家在一起图个好玩，而且大家都想钓几条鱼改善家庭生活呀！结果，谷穗被村民采过之后，鱼也就没有了。“老工人”们钓不到鱼，就要拿我们这些在滇池边玩耍的小孩出气，并且学着用官渡话乱骂我们是“憨农民”。年纪稍大的小伙伴有头脑呀！拿出电影《小兵张嘎》的嘎子精神，带着我们硬是蹚水从田沟里摸过去，把“老工人”的自行车气门芯拔了扔进滇池里。

夕阳西下的时候，田埂上就出现了一队滚着钢圈、推着自行车走路的“老工人”。那个年头，从海埂公园推着自行车要走到云南纺织厂门口才有补胎的。农民很淳朴，但会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去唤醒“老工人”对我们的尊重！

“老工人”是时代的称呼，是城乡友情的标志。他们带来的城乡交流、农特产品的信息转换，在那个交通与信息都十分闭塞的年代，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但“老工人”这个专属词语，基本上就停留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里了。今天滇池边每天都有众多的钓鱼爱好者在坚守，但“老工人”这样的称呼早已经湮灭在滇池的波涛里了。唯有“老工人”徐老师的糖，在我的心中甜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