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夫领

小时候，每见杨树叶、梧桐叶由青变黄，随风飘落，我们这群孩子便会从家里找根长线，两头各系一根小木棍，一头穿树叶，一头卡住树叶，像小鸡啄米似的，一下一下，穿起长长的叶串，堆在院角晒干，留着引火、烧锅。若是遇到大风刮下来的干树枝，小伙伴们更是像抢“宝”一样去争，因它比树叶更耐烧。

在那个年代，家家做饭离不开柴火，有时一把柴火碎末放进灶膛里，使劲拉风箱也不起作用。母亲说：“有个老婆婆蒸馒头，就差一把火，柴火用光了，没办法，把头上的塑料簪子拔下来扔进灶膛里，那锅馒头才蒸熟，一家人才吃上。”这话我记在心里。从此干活回家、放学路上，遇到遗落的树枝，我就弯腰捡起，带回家。

冬日周末，我和弟弟拉着架子车去野外拾柴火。路边的一段枯枝、半根玉米秸、高粱茬子、地瓜根须……统统捡起来放到架子车上。我们还用镰刀割路边干枯的蓬草野蒿，用耙子搂野草树枝，用斧头砍野生的楝子树、柽柳。路人见了，夸上一句：“你看这兄弟俩真懂事，会过日子。”

我十五岁那年寒假里，父亲外出打工，我独自挖路边那个杨树疙瘩。我学着父亲教的方法，用铁锨把四周的土挖掉，沿着树根清理下面的泥土。挖了半米多深，我用脚使劲去蹬，它却纹丝不动，我就继续挖，弄断了三个侧根，还是不行，下面的主根还很结实，就继续深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它撬了出来。弄回家再用斧头等把树疙瘩劈开，摊在阳光里晒着。母亲说我：“你真是闲着没事干了。费这个劲弄它，不如看书写个字呢！”我知道，母亲是心疼我，也是帮我分析事情有轻重缓急。

母亲用大锅蒸馒头，用小锅炒菜，柴火往灶膛一送，风箱一拉，红色的火苗舔舐着黑色的锅底，火势很旺，呼呼作响，偶尔“啪”的一声，爆出几点火星。不一会儿，灶上白气滚滚，热气腾腾。小小的简陋的锅灶，承载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这时，我就觉得自己努力地捡柴、攒柴是多么重要。

过年走亲访友时，天寒地冻，主家点起一堆火，亲戚们围着，嘴里哈着白气，将冻僵的双手伸向火堆，边烤边聊，不一会儿就暖意融融。烤火似乎成了我们欢迎亲朋的一种礼仪。

后来读鲁迅先生的文章《社戏》，“双喜、阿发”们偷豆吃时，“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担心细心的八公公会骂。大家议论说“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我觉得这“一枝枯桕树”意义绝不一般，那是人们做饭的燃料啊。

大人们腋下夹着几枝棉花柴，小孩子双手抱着几根干木棒，老太太或背或拉断树枝的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印象中还有邻人的院落里码放整齐有角有棱的柴火垛。以至于到现在，我在路上见到地上的树枝，还有想拾的念头。

成家以后，做饭用过蜂窝煤炉子、煤气灶、电磁炉，如今家里通了燃气，生活是如此的方便。回望从前，再看现在，心里便满是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