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连琴

昨天去帮母亲收拾房间，在抽屉的角落里，我看见了一把算盘。

油漆已经褪去大半，木框磨得光滑温润，算珠一颗颗油亮亮的，透着岁月包浆的光。我拿起来，轻轻拨了一下，“噼里啪啦”的声音清脆又熟悉。恍惚间，仿佛看见父亲坐在桌前，手指翻飞，算珠在他指间跳动。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看我发呆，伸手接过算盘，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她端详了一会儿，轻声说：“这是你爸留下来的唯一念想，我得好好留着。”

母亲嫁给父亲那年，村里人都说她傻。父亲是地主家的儿子，在那个年代，这个身份像一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当年，父亲已经二十八岁了，还是光棍一条。

可母亲偏偏看上了他。

那天队上出工，夏天的太阳毒得很，晒得人头皮发麻。母亲忘了戴斗笠，脸被晒得火辣辣的。在隔壁田里干活的父亲看见了，二话没说，把自己的斗笠递了过去。

就因为这件事，母亲说她这辈子就认定了这个人。她是村里第一个敢嫁给地主儿子的姑娘。

结婚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家徒四壁，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但父母都是肯吃苦的人，起早贪黑地干，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

后来我们几兄妹陆续出生，家里开销越来越大。父亲除了种田种地，还在风沙厂当起了会计。他读过书，能写会算，尤其是算盘打得好。过了几年，父亲买了这把算盘，每天晚上坐在桌前，就着昏黄的灯光，一笔一笔地给厂里记账。他做事认真，账目清清楚楚，从未出过差错。

母亲没读过书，不认字，更不会打算盘，但她有心算的本事。后来她学着做生意，挑一副箩筐去城里进水果回来卖。每天晚上回来，她从兜里掏出一大把零票子，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地数。她一边数一边说给父亲听：进了多少斤水果，卖了多少钱，前面卖的是什么价，后面挑剩的又是什么价。父亲不说话，低着头打算盘——“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算珠在灯下跳动着。

最后对出来，竟一分不差。

母亲说，她其实最爱看父亲打算盘的样子。认真、专注，手指灵活得像在弹琴。

后来我们长大了，父亲也老了。地里的活干得少了，但总有小厂子、生产队来找他记账。找他的人都夸他账目清楚，做事踏实，交给他放心。直到后来那些小企业一家家关掉，生产队解散，父亲才不再做会计的活儿。

再后来，我们的孩子也长大了。父亲便教孩子们打算盘。“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他念着口诀，孩子们围在桌前，小手笨拙地拨着算珠。噼里啪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父亲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把算盘拿出来拨弄。算珠被他粗糙的指头磨得一颗颗发亮，像是被岁月反复擦拭过。

如今，父亲走了十多年了。

算盘的油漆掉了不少，可那些算珠还是亮的。每一颗都亮晶晶的，像含着光。

我知道，那光亮里，有父亲的指纹，有母亲的笑容，有一家人在煤油灯下的日子。那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