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东亮

假期回家乡，在老屋的柜子里翻出几个旧本子。

塑料封皮，巴掌大小，印着些褪色的花鸟。翻开一看，是父亲的账本。最早的一本，时间是1992年。

父亲的字写得紧凑，一笔一画都用力，像是要把日子刻在纸上。账记得细：“正月十五，买元宵两斤，1.2元”“三月十八，换车胎，2.5元”“腊月廿三，割肉三斤，4.5元”。末尾还加一句：“孩子们馋了。”

我捧着账本，坐在门槛上翻了很久。

1995年那条，记着我的学费：“9月1日，报名费32元。”旁边还有一行小字：“亮儿争气，考了第一。”

1998年那条：“添一辆自行车，180元，借老张40元。”那辆车我骑了6年，从村小到镇中，从镇中到县城。链条断了接，接了断，父亲总在周末晚上蹲在院里修，两手油黑。

2001年那条：“送亮儿上高中，路费、学费、住宿费，一共370元。兜里剩8元，够买票回来。”母亲后来跟我说，那天父亲回到家，晚饭没吃，倒头就睡。走了20多里路，脚底磨出两个血泡。

账本的最后几页，记的是些零碎花销：“盐，1元”“煤油，0.8元”“给妈买膏药，2元”。字迹有些潦草，不像从前那么用力了。时间停在2005年秋天。那之后，父亲不再记账。

我问母亲，怎么不记了。母亲说，你爸说，孩子们都大了，日子也好过了，还记它做啥。

我把账本带回城里。晚上睡不着，翻出来看。看到1993年那条：“亮儿发烧，看病2.5元，抓药3元，心疼钱，更心疼娃。”那几个字有些模糊，像是水滴洇过的痕迹。

我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

想起那年我发高烧，父亲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往镇上去。天还黑着，路上没人，只有狗叫。我趴在他背上，迷迷糊糊的，觉得他的背很宽，很暖。后来烧退了，他坐在床沿上，咧着嘴笑，露出两排黄牙。

那时他多年轻啊。黑发，宽肩，走路带风。一肩能扛两袋麦子，一口气能从地里走到场上。过年杀猪，他一个人摁住猪头，手起刀落，利落得很。

可账本里没有这些。账本里只有数字，只有柴米油盐，只有一分一厘的计较。他把自己藏在这些数字后面，藏了几十年。

翻到最后，发现夹着一张小纸条。是我小学三年级写的，铅笔字，歪歪扭扭：“爸爸，我长大了给你买好多好多烟。”父亲不识字，大概是让母亲念给他听，然后当宝贝一样夹在账本里。

我不记得写过这张纸条了。但看到它的那一刻，鼻子忽然一酸。

前天，我去商场给他买烟。贵的，一条好几百。导购问送人还是自己抽。我说，送我爸。

导购说，老爷子有福气。

我笑笑，没说话。把烟装进包里，坐车回老家。

父亲老了。背驼了，头发白了，走路也慢了。坐在院里晒太阳，一坐就是半天。我把烟递给他，他接过来，看了看牌子，没舍得拆。

“贵吧？”他问。

“不贵。”

他“嗯”了一声，把烟放在旁边的凳子上。过了一会儿，又拿起来，看了看，放回去。然后又拿起来，拆开，抽出一根，点着。

烟雾升起来，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阳光从槐树的叶缝里漏下来，落在他脸上，落在他满是茧子的手上。

他说：“这烟好。”

我说：“好就行。”

他又抽了一口，忽然说：“你那纸条，我还留着。”

我愣了一下。

“小时候写的，”他说，“说长大了给我买烟。”

我没说话。烟雾慢慢飘散，飘过院墙，飘到远处的田野里。田野绿着，油菜花开得正旺，蜜蜂嗡嗡地飞。

母亲在灶屋里喊吃饭。她炖了肉，蒸了鱼，炒了鸡蛋，摆了满满一桌。父亲坐在上首，端着酒杯，眯着眼喝了一口。

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在账本上，照在烟盒上，照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我看着那张脸，想起1993年的那个夜晚，想起那个背着我走在黑暗里的年轻人。

他很远。也很近。